理论教育 运用11.4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进行优化

运用11.4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进行优化

时间:2023-06-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是分析市场经济社会总量失衡问题及客观经济波动问题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国家被广泛应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比较复杂的影响,借助于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对此进行分析,如图11-13所示。新冠疫情影响对经济系统性建构的负面作用全面且深化。

运用11.4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进行优化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是分析市场经济社会总量失衡问题及客观经济波动问题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国家被广泛应用。本节课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该模型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

案例一

石油价格上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世界石油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上涨。2005年初纽约WTI 原油价格还处于每桶42 美元的全年最低水平。2011年10月,该价格上升至每桶83.45美元,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引起各个国家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都在担心这是否会引起世界经济的衰退。

那么,石油价格上升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一种主要原材料,石油价格上升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企业会减少产量,导致总供给减少。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如图11-12所示。

图11-12 石油价格上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图11-12 中,假定原来宏观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理想状态,即总需求曲线AD 与短期总供给曲线SAS0、长期总需求曲线LAS 同时相交于E0,即为均衡点,从而决定了均衡价格水平P0和均衡国内生产总值Y0=Yf。由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减少,短期总供给减少,即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平移SAS1,得到新的均衡点E1,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P1和均衡国内生产总值Y1小于Yf。通过比较可以发现,P1大于P0,即价格水平上升;Y1小于Y0=Yf,即总产量减少,并且经济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既存在着失业。

案例二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有一定幅度的升值。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改革方案,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一篮子”货币政策,从而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截至2012年2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8.1100升至6.2976。汇率改革以来累计升值幅度超过20%。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比较复杂的影响,借助于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对此进行分析,如图11-13所示。

图11-13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图11-13 中,假定原来宏观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理想均衡状态,即总需求曲线AD0与短期总供给曲线SAS、长期总供给曲线LAS 同时相交于点E0,即为均衡点,从而决定了均衡价格P0和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0=Yf。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即净进出口减少,导致总需求减少,使总需求曲线向左下方平移至AD1,新的均衡点为E1,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水平为P1,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为Y1,且有Y1小于Yf。通过比较可以发现,P1小于P0,即价格水平下降;Y1小于Y0=Yf,即总产出减少,并且经济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即存在着失业。

案例三

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下面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图11-14所示。(www.daowen.com)

在图11-14 中,假定原来宏观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理想均衡状态,即总需求曲线AD0、短期总供给曲线SAS0、长期总供给曲线LAS0相交于同一点E0,即为均衡点,决定了均衡价格水平P0和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0,且有Y0=Yf0。现在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发现了新的资源,因此,潜在的GDP 增加,长期总供给曲线向右平移至LAS1。随着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平移,短期总供给曲线也跟着向右移至SAS1。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也会引起投资增加,消费增加,总需求增加,总需求曲线向右移至AD1。新的总需求曲线AD1、短期总供给曲线SAS1、长期总供给曲线LAS1相交于同一点E1,即为新的均衡点,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水平为P1和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为Y1,且有Y1=Yf1,Y1大于Y0,因此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增长,使宏观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处于一种充分就业的理想均衡状态。

图11-14 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料来源:徐美银:《经济学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知识拓展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及应对措施

新冠疫情可能催生经济衰退、系统性风险上升、全球性供需结构失衡和产业链重构等重大变化,需要提前做好应对。

第一,新冠疫情将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新冠疫情的冲击成本巨大,直接造成经济活动停滞,2020年4月份全球综合PMI为26.5%,显著回落,短期内或年度内的经济衰退确定无疑。

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金融机构杠杆率不高,疫情对金融机构的冲击不会在当前显现,更可能会在2020年第四季度或明年出现。

一方面,只要短期疫情冲击消除,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不会有太大风险,并不会造成恶性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如果疫情持续蔓延,将导致逆全球化进程加速,贸易保护主义加深,全球化红利快速减退或消失,将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影响成本高昂。

目前来看,市场对这种情况的担忧日益浓重。一旦形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即使金融机构现在杠杆率不高,但由于资产质量恶化,到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杠杆比率也会由相对的低变成绝对的高,金融机构将由风险容忍变为风险厌恶,风险偏好大幅降低,信用收缩会十分明显。

第二,新冠疫情有可能触发灰犀牛式的系统性风险。市场对新冠疫情是否会引发大衰退存在分歧,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此次疫情将引发类似1929年的大衰退,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未必会引发大衰退,但是中期影响确实存在,不可低估。世界经济原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加上疫情的冲击,催化了灰犀牛生成条件,对系统性风险的催化作用显而易见。

新冠疫情影响对经济系统性建构的负面作用全面且深化。从需求端看,短期需求收缩,中期需求能否报复性反弹存疑,长期需求断崖式下跌几成定局。从供给端看,短期不能复工复产,中期弹性震荡,长期供应链的置换转移、重新构建是大概率事件,在物流、要素成本、国际秩序、全球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这次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冲击:总供给方面,企业不能正常开工;到可以开工时,需求端的冲击传导到了供给端,致使订单骤然消失;总需求方面,人的活动受到限制,相关经济活动停摆。

疫情冲击的影响,是经由对正常人活动限制这个基本特点产生的。活动限制,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这是因为,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通常是同时发生的。这种不可分性要求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与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就像买了飞机票或健身卡的消费者,不能不上飞机,或不到健身房。如果限制上飞机、不能或不敢去健身房,那么,生产和消费就同时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类归入服务业的小微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它们是从事研发服务的新创企业。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它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在正常情况下,它们通过接受多轮投资,研发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或新服务。然而,疫情冲击导致融资越发艰难,获得项目机会更少,它们自身又基本不产生现金流,困境不难想见。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人们习惯性地想到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以期对冲急剧的经济下滑。然而,就像看病,你得对症下药。非经济因素导致内需和外需在短时间内都萎缩,我们现在并不能确定这个非经济因素的持续时间,尤其是当疫情全球蔓延以后,显然,应对总供给冲击或总需求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会造成政策无效,而且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资料来源:汪彬、许正中:《2020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经济展望》,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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