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年的调整，目前处于探底阶段，经济运行呈现较强的韧性，主要经济金融指标自2017年以来逐步改善，此时调低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状况。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的定量分析采用的都是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由于宏观经济数据样本相对较小，周期较长，评级结果往往是危机爆发的事后反映，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大打折扣。根据目前三大评级机构揭示的评级方法，它们的主权评级主要是从被评级国家的历史数据出发，主要采用的是全球各国比较排序的分析方法，对被评级国家长远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周期波动等方面的关注显然不够。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指标上。例如，在评估经济发展方面，评级机构往往将分析集中于通胀、名义利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等定量指标上，却忽略了对被评级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科技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展等信息的综合评价；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方面，主要分析集中于汇率、外债、经常账差额、外汇储备等历史数据之上，却往往缺乏对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国际资本流动等动态信息的实时监控。因此，长期以来，三大评级机构主权评级结果的有效性会打折扣。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2016年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3%，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或持平，这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续19个季度上升后首次改变；中国信贷/GDP缺口比2016年一季度末降低4.2个百分点，连续3个季度下降，表明潜在债务压力趋于减轻。

从积极意义上说，标普此次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可以提醒相关机构关注经济中存在的效率不足问题并加快推进改革。但是，此次评级下调并不可以明显证明中国信用风险上升或是基本面恶化。从主要经济指标观察，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增长放缓后开始显现企稳向好的迹象，企业盈利则迎来了明显的改善性增长。因此，国际评级机构在评估中国经济基本面变动时明显有些滞后。(www.daowen.com)

综上，标普此次针对中国主权评级的降级举动，在关注中国信贷增长的现象的同时，背后也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需要考虑。以标普为代表的评级机构各自都拥有一套系统性的主权评级模式，但预设价值取向和技术性问题以及不可避免的主观定性判断的存在，以及这些评级框架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适应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它们的评级模式具有明显的缺陷，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来进行调整和改进。

（熊婉芳参与本文的起草与讨论，本文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10月10日，原题目为《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框架需考虑‘中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