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内部的金融体系调整，同时积极将损失分散到全球金融市场

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政府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趋向宽松、金融管制放松，创新金融工具迅速发展。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开始转变经营模式，追求更高的利润，证券化的衍生金融工具被大量运用于住房抵押贷款，这些衍生金融工具将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打包并进行重新配置，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领域的风险。2008年3月16日，美国投行贝尔斯登公司被以每股2美元的超低价出售给摩根大通银行；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2008年9月21日，美联储宣布批准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实施业务转型，将其转变为普通商业银行。至此，美国金融业前五大投行“全军覆没”，华尔街经历了一场“世纪洗牌”。然而，美国的银行业并非这次危机的最大输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统计数据来看，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损失远远超出了美国本土银行业（见表1）。这一方面源于美国在危机发生之前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将潜在的风险和损失转移到国际市场，更在危机发展过程中通过区别化的金融救援措施向国际市场转嫁损失。如2007年12月和2008年3月，美联储分别为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公司）和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提供了利益担保，但在2008年9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宣布不会援助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美国银行随即拒绝了雷曼的并购意向，雷曼兄弟公司最终申请破产保护。然而，在雷曼申请破产保护后的一个月，美国财政部即宣布将尽力挽救银行等金融机构，美国银行也在拒绝收购雷曼兄弟后迅速与陷于困境的美林达成收购协议。对比同样陷入次贷危机的金融机构，美联储选择放弃对雷曼兄弟的援助有其必然性。一方面，雷曼兄弟风险资产投资比例最高，根据雷曼兄弟2008年第二季度公布的数据，雷曼兄弟总计持有 65亿美元的债权抵押证券（CDO），投资规模排名第五，次于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高盛和花旗集团，但是其抵押证券业务占其总投资资金的比重则排名第一。尽管美林证券和摩根士丹利在衍生品上也有较大亏损，但是其经纪业务比例和资产结构要优于雷曼兄弟。另一方面，雷曼兄弟的国际业务比例相较其他投资银行更大，尤其在欧洲的业务规模超过了本土。因此，对于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经常被批评的一点就是将损失转移给国际投资者，以此来减少国内损失。

表1　各个国家和区域银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损失　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IMF，http：//www.imf.org/.

出台一系列灵活的金融救助措施

一是推出一系列创新金融救助工具，推动金融救援措施的实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资本市场功能严重退化，传统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较好的救市效果，美联储通过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创新，增加货币政策的投放渠道，从而保证量化宽松政策顺利推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迅速推出反映了美国金融业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恢复能力，通过这些政策工具，美联储顺利向金融体系甚至实体经济及时提供了流动性资金，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避免市场情绪崩溃，从而抑制了经济在短期内的迅速衰退。

二是综合利用救市手段。首先，在危机发生时，美国政府出手干预市场，对大型金融机构及房地美（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实施担保和融资手段，但是美联储在实施救市行为时并不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没有进行价格干预，且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多是非政府性的干预行为（见表2），因此在救市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市场运行机制；其次，美国政府综合利用减税和降息政策，从而增加资本，扩大在经济中的投资，从供给角度调节经济活动^[2]。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开始逐步调低利率，2008年12月，美联储利率水平已达到0%～0.25%。2008年1月4日，美国政府通过总额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使美国家庭得到不同程度的税收返还，商业投资第一年可以享受50%的折扣。 2008年1月20日，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总额14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通过减税手段刺激投资和消费。最后，利用财政扩张和货币供给的手段展开救市活动，配合奥巴马政府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等经济措施政策。由此可见，美国在开展本轮的救市活动时，并没有像“大萧条”时期一样，单纯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在保留自由市场经济基本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从维护市场机制的角度出发，以非生产性的方式对经济进行扶持，从而从供给的角度刺激经济的内生恢复。

表2　美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的紧急救市行为(www.daowen.com)

续　表

三是修订出台相关法律，进行全面金融监管改革。为了加强监管和对金融体系的重塑，美国进行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6月，美国公布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该方案涉及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以及投资者和消费者，堪称“大萧条”以来美国最雄心勃勃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2009年10月，众议院通过了专门针对系统性风险的法律——《金融稳定改进法》，赋予新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美联储、存款保险公司巨大权力，来监管并解决受困的金融控股公司给经济与金融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问题。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正式签署实施，标志着历时近两年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完成。该法案是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成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地位相当的又一金融监管基石。

在对国内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的同时，美国也积极联合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国际组织的金融改革，尝试重塑全球金融发展与监管格局。2009年10月，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工作计划》，明确了应对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问题的总体框架。2009年11月，根据G20领导人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共同制定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评估指引》制度。2010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按照G20领导人匹兹堡峰会的相关要求，发布《降低系统重要性　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政策建议及时间表》的报告，提出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总体政策建议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建议。美国作为危机的发生国和改革的先行者，在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重新构建上发挥了表率作用。

在量化宽松措施实现复苏的同时，也给全球金融体系埋下隐患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美国本土的金融动荡，同时也在向全球市场征收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向全球市场转移风险和损失，为其国内市场短期内的恢复争取了时间窗口和经济资源。2008年11月，美国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通过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国国债和机构证券向市场注入1.7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以恢复金融体系运行。2010年11月，美国通过调整基准利率、购买财政部长期债券等方式开启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在2011年6月前进一步收购了6000亿美元的较长期美国国债，平均每月购买额度约750亿美元。2012年9月，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宣布维持0%～0.25%的超低利率水平，同时每月采购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2012年12月，美联储又追加每月450亿美元的国债采购量。至此，美联储每月的资产采购额达到850亿美元，通过认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向市场投放货币，刺激市场风险偏好，带动经济增长。

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美元数量迅速增加，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性货币地位向全球转移本应其独立承担的经济损失，也引发了欧洲、日本等国竞相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从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首先，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发行直接为发行机构带来等额的购买力，即所谓的铸币税，美元的国际地位使得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从而为美国带来直接的铸币税收益；其次，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利率水平保持低位、美元贬值，从而减轻了美国的债务压力及企业的经营压力，为美国国内经济复苏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