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洲城市化与乡村发展的考察时间并不长，但所到之处，看到、听到和大量资料查阅得到的事实，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政治制度正在磨合中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地位正在稳步提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和非洲农业资源禀赋的天然优势，吸引并加快着非洲国家同国际社会相互合作，共谋发展的步伐。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非合作已经从过去的项目援助和技术扶持转入全方位合作发展的新阶段。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考察组在关注既定任务考察的同时，从中非合作发展的视角，对非洲国家城市化所面临的任务以及中非城市化与乡村建设中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对应思考，并力求从政策与现实的结合中找到一些推进中非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亮点。

（1）中非农业合作成效显著，前景更广阔

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中非农业合作是中非合作重要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政府就向非洲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农业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农业技术项目合作或转让，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帮助培养当地农业技术骨干，推进非洲国家农业和农村进步。近些年来，政府积极倡导中国企业对非合作，如中国农垦集团投资数千万美元，在非洲成功开发了六个主题农业项目。江苏农垦集团在非洲成功经营了友谊、中华、喜洋洋农场。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对口援助非洲农业院校建立园艺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等，传授食品加工与保鲜、果酒酿造、无土栽培以及蘑菇、蔬菜等农作物栽培技术。据当地官员介绍，中国派出的农业技术专家很受非洲国家欢迎，那些手把手、传帮带的生动故事，一直广泛传颂在非洲的乡村大地上。据初步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先后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农业技术实验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农场等农业项目总数已经达到143 个，并培训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为非洲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非洲农业复杂多样，土地经营方式落后，传统的烧荒造地、刀耕火种和抛荒轮作的耕种方式至今还占有相当大比例。在考察的国家中，除南非存在着大量的小型农场外，其他几个国家仍然以一家一户的生存性传统小农业为主。因此，展望未来的中非合作，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更加广阔。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努力，中非农业合作的经验积累已经超过其他任何领域。在中非合作实践中积淀的情感和友谊，不断强化着双边合作的认同感，从而为进一步深化中非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埃及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援非的两个八项措施，均突出了农业合作的内容，为中非农业合作开辟出一条更加多元、内涵更加丰富的发展前景。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非农业合作的机制和方式正处在新旧模式转换的阶段，一个以国家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个体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中非大农业合作格局（即农、林、牧、渔及土地改良等），一定能够为未来中非农业合作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局面。中国政府可鼓励、扶持中国企业组建集团，整合优势资源，充分利用其经济、技术实力和国际化运营经验，加快非洲农业资源的开发，快速打造非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弥补非洲城乡建设的现代农业短板，扭转中国对非农业企业形象。

（2）中非合作框架正在双边关系发展中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把支持非洲人民当作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给予了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很大的支持，奠定了中非世代友好的根基。从1956年埃及同中国建交起到1976年6月，共有42 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占当时非洲独立国家的90%左右。在这期间，尽管中国经济实力也不强，但还是给予了非洲单方面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援建非洲国家大量项目，提供了上百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援建领域主要涉及生产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项目，比如糖厂、纺织厂、啤酒厂、卷烟厂等各种工厂。当时是想通过生产性项目的援建，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其中援建的坦赞铁路全长1 800 km 多，于1970年10月正式开工，1976年6月提前全面建成，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项目。坦赞铁路凝聚着坦、赞、中三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被誉为“友谊之路”、“南南合作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转变，中非关系也开始转向了经济建设领域的务实合作。20世纪80年代，非洲各国普遍面临着独立之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复兴的需求。中国政府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对非经济合作新原则，这意味着中非经济关系开始由单一的中国提供官方援助向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多领域合作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对非洲的市场、资源需求越来越大，对非洲投资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根据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一时期，中国为非洲援建了约300 个项目，包括为埃及援建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为肯尼亚援建的大型体育场等，产生了积极的国际社会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深入，中非合作开始向纵深发展。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更是将中非关系推向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为非洲国家减债100 亿元人民币，为缓解非洲沉重的债务负担做出了示范和贡献；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最大的亮点是帮助非洲开发人力资源；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的重点是扩大对非洲援助；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的重点是与非洲合作抗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重申将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非关系发展，不断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旨在宣示中国对非政策的目标及措施，规划今后一段时期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这种机制化的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框架内全方位发展的制度体系，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中国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对非洲的能源资源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双方实现了共赢发展。

2001年中国直接对非投资仅5 044 万美元，2005年为4 亿美元，2010年就达21 亿美元，是2001年的40 倍。中非双边贸易也增长迅速。1994年中非贸易额仅为26.43 亿美元，2000年额达到106 亿美元，2011年则超过了1 500 亿美元，2012年为1 986 亿美元，同比增长19%，高于同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水平，充分显示出中非贸易蓬勃发展的增长势头，已连续4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其中贸易量最大的要数安哥拉，其2008年的进口额为253.11 亿美元，其次是南非、苏丹、尼日利亚、埃及等国。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也由2003年的 74.81 万美元猛增到 2008年的5 490.55 万美元。尽管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合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数量增长很快，但质量的提升还不够。同时，由于文化、制度背景的差异，可能存在沟通交流方面的障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非合作的效果。对于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在今后中非合作进程中加以研究和解决。

（3）中国对非城市化研究的现实指导作用不断提升

中国对非洲的城市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城市与乡村发展、城市贫困、城市规划等方面。许多学者分析了非洲独特的城市化现象及其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22]，以及非洲城市化的问题等[23]，“过度城市化”现象及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借鉴[24]。针对个别国家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25]。为了让国内更好地了解非洲城市，也对非洲的16 座历史名城的概貌与发展特点进行了介绍[26]。还有学者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非五国出现的移民欧洲浪潮，解读了其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地理和生存环境等原因[27]。国内学者研究发现，贫困问题、非正式经济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贫困率已经成为当今非洲大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挑战。学者们探讨了非洲城市边缘黑人集聚区形成的原因、问题及解决的思路[28]，以及南部非洲地区的持续贫困问题及解决策略[29]。

过去三十年，世界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也积极地参与非洲城市建设。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增加、开发区的建设，促使非洲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市与区域规划的重视。2008年非洲规划大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规划的正确引导改善非洲的居住状况，这为我国可持续城市化发展扩展思路提供了参考与启示[30]。通过评析近年来中国设计机构在非洲的若干规划案例，归纳了非洲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特点，总结和思考了中国在非洲的规划实践[31]。还有学者介绍了博茨瓦纳在新规划范式中开展公众参与的经验[32]。

中国大型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模式，为中国规划走进非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平台。与欧美公司不同，中国公司在竞标非洲国家能源和原材料项目的时候，往往是提出包括出资修建配套基础设施等一揽子计划，从而直接介入当地城市建设和开发中。近十几年来，中有色、中石油、中铁建等国有大型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深度合作，谋求长远发展和双向共赢，体现在城建领域，就是各种形式的区域共建、合作或合资开发计划。国内城市规划设计和研究机构，正在这些共建计划中发挥作用[31]。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援建的项目、参与的城市建设，如最近西方媒体聚焦的安哥拉“鬼城”事件，迫切的提醒中国学者、官方应了解非洲现实的环境与需求，从非洲民众的角度，结合中国自身能力，传播中国城市建设的有益经验，汲取磨合期的教训，参与非洲城市建设，实现非洲城市发展合作。

西方学者对非洲的研究已持续了几百年，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素材。而尽管中非之间合作发展迅速，中国对非洲的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仍然还相当薄弱。伴随着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配合国家战略需求，应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城市化与城乡发展的研究。在这次研究中对非洲城市和乡村发展有了更多深层次的认识，为中国的对非援助和参与、支持非洲国家建设，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www.daowen.com)

目前，中国非洲地理研究正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提高，并由最初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拓展到城市地理和旅游地理等领域拓展，并正在从相对单一的学科研究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深化，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对中国的“走进非洲”战略和服务于非洲国家城市化与乡村建设的现实指导作用不断提升。考察中我们深深感受到，非洲国家对中国学者的非洲城市化研究抱有很高的期待，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鞭策。

（4）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必将给非洲国家城市化与乡村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国际商业贸易路线，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交流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生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从运输路径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安起始，一路向西途经甘肃、新疆，穿越西亚到达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启航线和南海启航线，从朝鲜半岛和东部沿海港口进入日本，或经泉州、广州、徐闻等南部沿海口岸经东南亚、印度洋进入欧洲和非洲。明朝永乐帝为宣国威于海外，派遣郑和率舰队先后七次出使西洋，最远到达了非洲的肯尼亚。庞大的明朝船队带去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金银器皿、五金、书籍等产品，进口非洲的象牙、玛瑙、香料、胡椒、檀香等物品。在货物交换的基础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和城市的商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络，将香料从非洲销往世界各地。从古代到现代，非洲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一直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留下中非关系源远流长的一路佳话。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倡导相关各国联合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构想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合理整合与快速融合的宏伟战略决策。当前，亚欧国家大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非洲国度也是蓄势待发，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有利于激发沿线国家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也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从古代丝绸之路带给亚、非、欧的地域繁荣到现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是人类进步史上跨世纪发展方式的简单叠合，更多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主张和平发展，实现国与国之间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目标的具体行动。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传统制造业面临着转型和升级，部分制造业产品出现过剩。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加大中非之间在能源与资源开发、制造业提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联系。因此，应借助这一历史性机遇，在继续强化石油等矿产资源方面合作的同时，拓展旅游业、农业、渔业等产业的发展与合作，包括共建现代农业技术园区、粮油产业示范推广基地和海洋渔业基地。同时，加快中国制造业技术转移和非洲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在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的同时，帮助非洲沿海国家设立自贸区、出口加工区及工业园区，促进沿路国家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的建设。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中非农业合作已有多年的历史，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成规模的援助非洲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作为非洲国家，如果能积极抓住中国“一带一路”这个难得的国际发展机遇，并从整合本国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利益机制抓起，一定会给非洲国家城市化和乡村建设带来难以估量的积极推动力（图7-58）。

图7-58 “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

（5）从单一项目援建到整体城市化建设

自1956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向51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尽可能的援助和建设，项目涵盖了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公共设施、农业、工业、医疗卫生、教育、人力资源培训、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些年来，项目建设的类型紧扣非洲国家基本民生，开始关注非洲国家的服务能力建设。中国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修建城市轻轨，缓解当地城市交通压力；在约翰内斯堡修建机场快轨，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服务。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已覆盖了非洲50 个国家，为超过3 亿非洲用户提供了通信服务，为20 多个非洲国家建设了国家骨干光纤通信网络和电子政务网，将非洲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目前的中国对非援建来看，尽管有中国对于能源和资源的需求，但是却是以非洲国家的需求为基本立足点。在中非关系大发展的背景下，非洲城市化建设为中非深化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近年来，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参与到非洲的城市改造计划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例如，中国武夷公司参与了肯尼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完成了首个中低收入住房试点项目—内罗毕长城小区。除住房之外，中国开发商还为小区居民建设了配套的商业设施、学校、诊所以及污水处理管线。这些项目成果标志着中国已经从单个项目建设向城市化综合项目建设与开发转型。这对于非洲国家无疑是受益的，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对中国企业与政府的政策统筹、资源组合与金融实力的考验。如何形成一个合力，为城市化建设项目提供更好的政策等外部环境，是中国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洲城市化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非常快。正是由于城市化速度超前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出现了普遍的城市病。近十几年来，无论是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还是中西方单个国家，普遍将目光放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当前，非洲经济增长前景较好，但需要解决粮食问题，以及医疗、教育、通讯、电力、自来水等公共服务问题。而中国也正在协调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转型与升级产业结构，积极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因此，中国可以利用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依托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新的战略平台，将中非城市化经验交流与非洲城市化建设作为中非合作新方向与重点。结合国内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探索如何利用非洲的人口和土地“红利”，在解决非洲城市化问题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腾挪”空间。从合作领域来看，不仅要继续深化能源资源、旅游、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还应该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模式、区域与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与贫民窟治理、资金与技术、人才培养与流动等领域展开全方面的合作。

（6）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无疑给非洲国家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快速发展的机遇

非洲地区特别是内陆地区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已经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且伴随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畸形而长期存在的问题。尽管非洲国家独立后，随着经济增长，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多种现实因素，尤其是资金支付能力的限制，城市与乡村基础设施功能落后、设备不足、质量不高、空间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交通、通讯设施不发达，导致货物的运输和信息成本等很高。能源、电力、水资源供应跟不上，造成工业生产动力严重不足，居民生活用电困难。更为突出的是，城乡教育医疗及卫生设施落后，人民接受教育和急救、预防、治疗的机会不均等，形成劳动力素质不高、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考察组到过的地方，均能看到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大都市区与中小城市之间、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之间在城市基础设施规模、功能和质量的悬殊对比，这已成为非洲特别是内陆国家城市化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产业结构和社会组织机构调整的制约性因素。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资金实力密切相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无疑给非洲国家破解资金短缺难题带来机遇。完全可以相信，非洲国家在充分借助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生机与活力的同时，积极争取世界金融机构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专项信贷资金的支持，可从而有效推进非洲国家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并在城乡基础功能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提高城市和乡村建设的质量与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