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涉及多方面因素的问题，这次考察也主要是围绕考察国首都地区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从考察情况来看，首都地区是这些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集聚核心所在，但也是城乡差距最为明显、城乡对立最为严重、城市问题暴露最多的地区。虽然仅仅介绍了四个国家，但对于非洲地区来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于我们理解和剖析非洲国家城乡发展及其问题，提供了大量感性的认识、资料与素材。

（1）持续存在的畸形城乡经济结构

16世纪非洲大陆就开始了被欧洲列强殖民的历史，本土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虽然在独立之后，非洲国家经济相继恢复，但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仍然一直存在。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除了南非等少数国家，大多数仍然将资源型初级产品出口作为国家经济增长命脉。即使是在南非这样的工业化发达国家，虽然种族隔离政策已经废除，但城乡经济社会差异仍然很大，乡村发展依然落后。这与非洲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设计、自身基础和条件等因素有着紧密的关联，包括对外来资金的严重依赖。没有带来发展的城市化，被用来描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以及部分南亚地区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突出的表现是国家经济增长滞缓，经济发展和空间政策缺乏，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布局过于集中，以及弱势的乡村和农业部门。

农业是非洲乡村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这使得乡村地区过度依赖单一部门，而且投资风险度很大。税收十分有限，使得乡村无法动员充足的资源来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16]。乡村处于政策的边缘，贫困的乡村很少有机会去影响、改变政府政策，高税收以及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和乡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而导致乡村区域资源的流失。这些因素造成了大范围的贫困和低水平发展，具体反映在文化水平、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营养不良程度等指标方面[16]。矛盾的是，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导致了农业部门相对重要性的降低[13]。Reardon 的研究表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现实中农业活动规模平均相当于乡村家庭40%～60%的生计投入，从1965—1998年的农业增长慢于总体的人口增长，1980—1998年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增长则更慢[17]。这种城乡经济结构的畸形状态，导致的过度城市化，不仅加剧了城乡分割，而且严重阻碍着非洲城市规模经济的组织结构和良性增长。

（2）伴生于快速城市化的城乡贫困

贫困问题、非正式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洲城市占非洲地区生产总值的60%，而且是教育、就业和贸易的重要中心。城市地区相对集中的社会服务、潜在就业机会和充满魅力的生活，成为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素，这是非洲城市化的重要拉力。而来自乡村地区法律和秩序崩溃产生的不安全感，进而迫使乡村居民迁徙到城市以寻找更好的安全保障，成为推力因素。Hope 和Lekorwe1999年指出，这种现象加速了城市化，却造成了城市贫困，而且加剧了环境恶化。由于人口进入城市的速度远远高于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增长的速度，也超出了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治理能力，造成这些乡村移民处于一个极度贫困和被剥夺的境遇之中。同时，周围环境迫使非自愿移民大规模同时搬迁，他们为了生存而对燃用木材、建筑材料、淡水、野生动植物等资源展开竞争，大大加剧了环境问题。

对城市地区较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期望很少能实现，城市的贫困问题日益广泛和严重。非洲的贫困表现在许多方面。其特点包括缺乏购买力、农业比例过大、环境风险大、人口流动、社会和经济服务不足、高速城市化、正常收入机会太少。这些问题在我们所调研的城市与乡村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城市的现实状况对城市政府当局提出了许多管理和财政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控制贫困与失业的扩大规模，以及更好的安全保障与服务。在许多非洲城市，超过70%的居民居住在贫民窟。不规范市场（Informal Market）的存在使得人们投资储蓄买房却无产权。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76%的人们居住在通过不规范市场所获得的房屋中，并且每年以6%～7%的速率增长。此外，由于收入不均，往往富人从城市化进程中收益更多，贫困者与妇女几无所获。就南非而言，虽然属于工业化国家，但白人和黑人的差异非常明显，南非白人居住区与黑人城镇反差极大：前者有瑰丽多姿的花园别墅和豪华住宅；而后者简陋的铁皮小屋星罗棋布，多以玻璃瓦或铁皮为顶，形似纸盒的简单窝棚，有的甚至用木板和纸板搭成，屋内缺乏基本的生活、卫生设施，住房一家挨一家，单调暗淡。非洲贫困人口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可以说是“长期穷人”，他们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经常遭受极度的贫困之苦；第二类是“边缘穷人”，他们是有时（例如季节性失业）贫困的个体或家庭；第三类可以称为“新穷人”，这些个体或家庭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受害者，发展政策导致了他们失业，他们包括被裁减的工人和公务员。

（3）普遍低效、低质的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www.daowen.com)

非洲国家应该认识到目前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和差距。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瓦内萨·沃森认为，目前很多非洲城市“野心勃勃”，想把自己打造成非洲的“迪拜”、“纽约”、“新加坡”等，但在快速修筑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等“面子工程”的同时，很多城市却忽略了就业严重不足、贫民窟增多、城市基础设施滞后、基本服务短缺等“城市病”。

在许多非洲国家，尤其在其城市中，由于无力收集和合理处理污水和固体废物，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地区，只有48% 的城市家庭能够用上自来水，而在非正规住区，只有19%的家庭能够用上自来水。整个黑非洲地区只有31%的家庭连接到了市政排水系统，而在非正规住区，这一比例只有7%。整个黑非洲地区只有54%的家庭用上了电，而在贫民区，这一比例只有20%。整个黑非洲地区只有15.5%的家庭安装了电话，而在贫民区，只有3%的家庭能够用上这种奢侈品。许多非洲国家城市中垃圾大量堆积，远远超出城市内外自然生态系统的吸收能力，对近邻和用水造成很大影响[18]。我们的考察也发现，即使在首都的城市中心，固体废弃物都是非常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包括随处丢弃的城市生活垃圾以及疏于管理的工业固体废弃物。

农业和乡村发展涉及人员流动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现在的问题是运输距离过长、成本过高。由于非洲农业生产成本普遍较高，当地市场的消费能力有限，大规模投资都面临着产品的储存、销售、加工等问题。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在全球花费620 多亿美元投资了共1 000 多项交通项目，主要用于机动化交通改进的交通投资构成了世界银行支出的13%～16%，但仍然不足以照顾到所有地区。西方学者评价乡村公路质量低下和公路体系不健全造成一些偏远乡村日益边缘化，强调交通网络的完善和可达性的提高对于非洲乡村非农经济成长和致富非常重要。市场自由化在渐渐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量获得捐赠人资助的公路修复计划的同时，也趋向于扩大了靠近公路和远离公路的乡村的交通服务差距[19]。对加纳的研究证实了这些[20]。Samo 通过观察认为大多数分散化的努力似乎没有改善地方服务提供或乡村地区的总体生活水平[21]。尽管一些国际和地方NGO 似乎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以接近乡村的穷人，但贫穷和疾病在乡村人口中仍非常流行。尽管扩展的社区公路维护、合作的交通协议和低成本的远离公路的农作物加工对于减少特定区位的可达性问题发挥着作用，但较差的交通条件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生产增加的限制之一。

（4）中非农业合作成效初显

中非农业合作历史悠久，取得了非洲国家的普遍认可，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农业合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第二，进行农业技术合作和转让；第三，开展人员培训。据统计，截至2013年8月，中国已在卢旺达、刚果共和国、莫桑比克等国援助建成15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并正在规划实施另外7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同时，中国还向非洲派出农业技术组和数百名农业技术专家，提供政策咨询，传授实用技术，培训当地人员。在我们所调研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和马里，都有援助的农业技术小组，通过中方援助的农业技术园区，帮助当地农民生产水稻和蔬菜。在2006年和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的两个八项举措中，都包括在非洲建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主要目的是为当地培训人员、传授技术，帮助提高当地农业生产水平。同时，还向非洲国家赠送农业机械，这一方面对于加强非洲乡村地区居民生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人地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大，导致耕地保护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这一背景下，很多中国企业将视野投向了非洲，希望能够开发非洲大量闲置的农业用地。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加快了非洲的农业开发与合作，开展了经济作物的种植。这些企业及技术人员的入驻，不仅帮助开发了闲置或低效的土地，解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技能传播到了落后的乡村地区。除了我们所调研的国家与城市，中国企业在许多国家都开展了农业生产和技术合作，比如在马拉维的棉花种植，在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的芝麻种植，在赞比亚的畜禽饲养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