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乡发展差距较大，联系薄弱

非洲的城市化是快速的，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遵循城市化的正常进程。

但在1974年以后，其城市化就脱离了世界城市化的正常进程，尽管它的城市化速度仍保持着较高水平，但经济却不断的衰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最近20多年来，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经济增长缓慢，城市贫困加剧。同时，伴随着城市人口不断集聚的，是乡村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恶化。与农村相比，城市发展拥有较多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充足的人力资源，而农业和乡村发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资金、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大量年轻人从农村进入城市，造成乡村发展滞后，城乡间差距拉大。当然，在非洲，这种由于发展水平造成的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也是普遍存在的。

非洲交通设施投资较晚，一般在殖民时期大多数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公路和铁路建设阶段。这是一个树枝状的系统，是为了将农产品运向沿海的港口[6]。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乡村交通状况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相比是非常差的。许多文献显示了非洲低质量的乡村公路网络，这不仅仅归因于较差的设计和建设，更重要的是缺乏正确的维护，大大地增加了车辆的运行成本[7]。乡村交通费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区域都要高。Ellis and Hine 比较了津巴布韦的乡村，平均300 人拥有一辆机动车，而斯里兰卡是他们的5 倍多，交通费用比亚洲要高2.5 倍多[8]。在加纳，1988年仅仅有28%的铺装公路状况较好，而在尼日利亚，石油资助的公路建设计划效果是明显的，67%的公路得到了铺装[9]。同时，非洲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也很低，城乡之间信息技术的使用差距更大。在非洲，因特网、传真机和计算机等新信息通讯技术(ICTs)，只被约2%的高收入家庭接触过，而他们大多分布在城市地区。从行业分布来讲，对坦桑尼亚和博茨瓦纳的调查发现，除了在服务业和出口部门，接近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因特网、传真和计算机）的机会是很少的[9]。交通和信息技术设施条件，极大地限制了非洲国家与全球、国家内部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经济交流与人口流动，从而阻碍了城市与乡村的发展。

（2）乡村经济发展缓慢，贫困加剧

资本、活动和收入的多样化是非洲生计战略的核心。不同区位的经验研究表明，乡村家庭缺失从事多种活动的机会，导致收入来源单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乡村家庭大约30%～50%依赖于非农收入来源，但在南非可能达到80%～90%。这说明乡村家庭状况越好，收入来源越多样化[10]。结构调整和市场自由化政策加速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农化，非农收入多样化已经替代了对现金获取的需求[11]。尽管对于非农收入多样化的依赖在非洲乡村扩展很快，但并非所有的家庭都享有平等的接近非农的机会。非农活动依地域变化，从现代到传统、从高收入到低收入及从正式到非正式而变化，一般分为与特定区域农业经济区相关的三种基本的综合体[12]。一是地方服务综合体（如埃塞俄比亚、马拉维）：这些较远区域的非农活动主要是服务，以及一些手工业活动，满足严格受限制的地方市场，如啤酒酿造。其次是贸易综合体（如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有着积极参与劳动力迁移或农业商品生产的历史。它们是市场响应型的，地方人口流动性相当强，也清楚获取收入的机会和消费者的需求。最后是转移支付为主的综合体（津巴布韦和南非）：这些是历史上以乡村劳动力外迁为主的地区，缺乏农业商品的生产。人口流动性非常强，以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在城镇和乡村间的地理运动为特征。乡村的非农收入本质上是被动的，大多数收入来源于转移支付、养老金或者本地居民亲戚来的汇款。汇款占了津巴布韦乡村家庭非农收入的42%，这使得乡村居民探访其城市亲戚的频率很重要[12]。以上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根据非农活动实际发生的类型，大多数地区表现出了大量的互相重叠[12]。(www.daowen.com)

从全球层面来看，乡村贫困程度要高于城市贫困，世界上居住在乡村地区的贫困人口的比率从62%增加到了75%[1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是一个主导的乡村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贫困问题已经高度区域化，并且集中的趋势在加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变成绝对贫困的核心地区[14]，占了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70%。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的深度和严重程度是最高的[4]。例如博茨瓦纳和肯尼亚，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博茨瓦纳的半干旱低地以及肯尼亚生态状况较好的高地。耕作是主要的生计来源，但是来自于耕作的收入很低。乡村家庭也会寻找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但是穷人常常从事低收入的活动[15]。同时，由于非洲乡村居民点比较分散，这使得难以为乡村提供物资和服务。农村特殊的经济条件也使得农村地区比非农村地区有更少的发展机会。

（3）农业生产率水平低，土地退化严重

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旱灾和洪涝灾害连年不断，导致土地资源利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非洲干旱区面积居世界各大洲之首，直接危害了土地开发和农牧业生产，同时又引发其他自然灾害和草地植被退化、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过快的人口增长引发的粮食需求增大了对现有土地的索取压力，导致土地开垦边界线推移到了土地承载能力的极限，农业生产活动向脆弱的生态带扩展。土地经营粗放，生存型的锄耕农业和刀耕火种式的休闲轮作制，是一种掠夺式的传统耕作方式。撂荒地在热带高温多雨下，有机质流失大。不施肥，地力下降迅速，土地利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热带干草原地带仍然沿袭游牧和半游牧，干季时牲畜争夺水草资源加剧，严重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例如，马里北部地区的萨赫勒地带，草地在减少，沙漠化南侵严重，许多牧场变成了荒漠。如遇干旱年份，草场荒漠化更为严重。在热带森林区大面积的清除森林、掠夺式的开荒种地导致大面积的森林毁坏。同时，非洲农村能源大都依赖木材，例如，马里农村柴薪占燃料的使用量90%以上。无节制的乱砍滥伐，造成农村居民点周围的森林面积在减少。据FAO 报告，1990—2000年，非洲森林面积平均以每年5.3 万 km2的惊人速度在减少，居各大洲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