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与乡村城镇建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互制约[35]。相对大中城市而言，乡村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建设成本较低，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城镇化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农业技术支撑和资金保障，提高农民素质，并且是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重要依托，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市场、流通、信息等服务。同时，农业现代化也对乡村城镇化产生重要作用，农业生产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意味着其为非农产业提供农业剩余的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农业剩余产品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生产经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了工农之间、城镇和农村之间的互动和要素流通，并且有利于实现城镇的人口、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要素集聚，从而推动了乡村城镇化建设。因此，应当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城镇建设两者的互动关系入手，寻求促进非洲健康城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1）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建设

农业生产率提高是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相关研究已表明农业生产率提高对非洲减贫具有重要作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直接提高农场收入和就业人数，间接对乡村发展、GDP 增长、粮食价格产生影响，从而对非洲贫困人口减少产生影响。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可以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有利于缓解乡村地区贫困和推动非农就业人口增加[36]。农业生产率对减少贫困率具有很高的弹性，尤其是在农业初级发展阶段。Thirtle 等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估计农业产出每增加1%，在非洲可减少0.72%的贫困人口（表6-2）[37]。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对减轻非洲贫困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对促进“自下而上”的乡村城镇化发展提供经济和劳动力保障。农业现代化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有效途径，非洲国家和地区可通过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生产效率提高，进而推动非洲的乡村城镇化建设。

表6-2 农业产出增加对减少贫困的弹性系数

农业技术推广和政策法规完善。非洲农业科技机构在设备、技术人员和服务推广方面都很薄弱，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应通过多途径促进农业技术提升，充分利用国外农业的技术援助，培育非洲本地的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企业和从业人员，重点在作物育种、农业灾害预防、抗旱抗病虫害、农产品储存等领域进行努力。并加强非洲现代化农业研究工作，根据非洲农产品需求结构调整农业生产力结构和布局，不断提升农业技术水平，促进非洲一体化的贸易，并针对科技、投融资、财政体系、政策法规及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农业管理部门、私人投资企业、农户等参与来推进农业综合规划。

加强农业灌溉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非洲的灌溉面积仅占可耕地的7%，农业灌溉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洲应该因地制宜，建设与传统灌溉方法相结合的小型水利工程，并吸收当地社区和农民参加设计和管理[38]，并逐步引入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和理念，提高非洲农业灌溉效率。通过国外技术援助、本地技术人员培育等方式，提高非洲农业劳动力素质，为农业生产经营和现代农业管理提供劳动力保障。

引导农业产业化集聚发展区建设，提升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水平。充分利用中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农业援助，建设农业产业化集聚发展区。充分利用国外的政府发展援助、企业投资援助、民间资本援助等形式，促进非洲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生产基地建设，建设农业生产示范园、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牧生产基地和农牧产品深加工基地等项目，鼓励企业投资非洲农业生产，通过兴办农场和农业综合开发，建立农产品加工基地和营销网络[39]。逐步提升非洲现代农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借鉴国际现代农业管理经验，运用“行业组织+公司+农户”、“公司+农户+基地”等多种形式来经营管理非洲农业，通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和农业市场的不断完善，吸引外资企业投入农业产业化项目，并积极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立足非洲农业生产经营，建立不同类型的行业组织，提高农业技术和服务水平，加强农产品市场管理和监督，协调外资企业和非洲农民生产的关系，使得农业产业化发展真正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为乡村城镇建设提供劳动力、资金支持。

（2）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

改善非洲农村交通设施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生产和乡村城镇发展的基本保障。非洲的基础设施数量、质量、成本和使用效率均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以道路为例，非洲已铺筑道路仅占其全部180 万km 道路的16%，在农村中更为稀少[38]。道路欠缺和不畅，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影响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贸易量。一些非洲国家乡村交通费用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据艾利斯(Ellis)和海恩(Hine)等学者调查后得出结论：津巴布韦乡村平均每300 人有1 辆机动车,而斯里兰卡乡民每60 人约有1 辆机动车。在津巴布韦乡村公路上行驶车辆的交通费用要比亚洲国家平均水平高215 倍[40]。鉴于乡村农民的可达性和流动性依赖于公路的连接，国际社会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落后的交通设施状况颇为关注，国际援助的重点之一即改善这一地区的交通状况。20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在全球共投资620 多亿美元，用于1 000 多项交通项目，主要用于改进机动化交通的投资占世行总支出的13%～16%，其受惠国当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传统的乡村交通规划方案关注于发展机动化交通，尼克拉斯·西贝尔（Niklas Sieber）建议非洲国家应采用大力发展非机动化交通，这种模式对推动乡村发展有重大的作用[41]。通过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的流通能力，以促进农业贸易增长。(www.daowen.com)

着力解决非洲乡村能源利用问题。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部分乡村用户来讲，生物燃料仍然是可供选择的最主要的能源原料。生物燃料使用中引进的高新技术可以保证稀有生物资源被有效地使用，并且降低其在使用过程中对妇女和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其他洁净能源（如煤油、液化石油气）还没有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这些能源尚需进一步开发利用。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电气化程度最低的区域，乡村电气化水平保持在5%以下。由于该区域乡村居民居住较分散，所以在大部分非洲乡村地区建立电气网络化所需成本较高。这种居住分散的状况在东非和南部非洲地区要比西非地区更甚。在分散居住模式下，电网的铺设和传输布局成本非常昂贵，但这为分散能源技术的使用提供了理想的市场，它更适合撒哈拉以南非洲乡村人口分散的特点。结合非洲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实际需求，加强对分散能源技术和设备的投入，提高非洲能源供应效率。

乡村信息技术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广泛应用，对于城乡空间联系、居民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非洲地区如何通过ICT 应用的普及，来更好地将乡村资源、农副产品与市场、城市联系起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非洲整体的信息和通讯业发展较为落后，如在电话线方面，与中低收入国家每千人拥有69 条电话主线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千人只有不到20 条电话主线。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国家对通信业实行私有化政策，从而大大加快了通讯网络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固定线路网络接入价格比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得多。因此，这一地区移动通信业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普及率高，移动电话用户数量甚至高于固定电话用户[42]。信息技术应用具有明显向城市倾斜发展的特征，为了达到技术普及的目的，制定政策时应加大对农村和边缘地区的倾斜，适度增加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配置。通过信息服务开发农村市场，避免乡村地区地理和人口的低密度对无线网络成本的负面影响。在乡村教育中融入信息技术，增强人们对信息技术知识的接收能力，尤其是青少年人群，提高信息技术和智能化应用的程度；在健康医疗方面，及时将医药信息通过互联网传输到需要的地方，有效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借助无线技术与互联网或其他应用软件结合，迅速扩大服务范围，确保向贫穷、孤立、边缘化的社区提供基本通信服务，缩小数字鸿沟。在信息技术影响下，变革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村产业结构，使农民从传统的出口农作物和食物原料生产向多元化经济活动转化。培训使用计算机和相关的通讯设备，更多的接触知识、市场信息和服务，了解食品生产的趋势、需求、过程、市场价格，并且懂得将信息反馈给农业研究人员，再选择更加合适的技术，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重构农村经济对提高生活水平和创造就业机会吸收大量无技能劳动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43]。

（3）提升乡村地区中心城镇规划与建设水平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镇人口集聚能力。小城镇和乡村聚落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较大，并且是城镇体系当中与农村地区直接联系的空间单元，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对于吸引农村人口就地转移、服务农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加纳的城镇体系分为四个等级，包括大城市（人口25 万以上）、中等城市（5 万～25 万人）、小城镇（0.5 万～5 万人）和乡村聚落。从加纳城镇体系空间分布来看，以小城镇和乡村聚落为主（图6-12）。从1970年至2000年，加纳小城镇数量从114 个增加到336 个。尽管加纳小城镇数量不断增加，但小城镇占城镇人口比例变化较小，并从1970年的49%下降到2000年的46%[4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非洲城市首位度不断提高，人口、经济等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明显。从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合理进行资源配置的角度，通过政策引导非洲城镇和乡村聚落发展，尤其是加强城镇的交通、能源、给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城镇中心商业、集贸市场、宜居生活、加工产业等功能，从而为城镇人口集聚提供宜人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服务设施、充足的就业机会等。

图6-12 加纳城镇体系分布图

调整城镇产业经济结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非洲绝大部分城镇长期处于自发的发展状态，围绕乡村地区农牧产品交易、矿产资源开采以及农场建设等逐步形成的城镇，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其经济发展受当地的农牧业生产、矿产资源开发影响较大。单一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镇在发展投资、维持社会就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不稳定性。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南非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城镇，由于矿产资源的枯竭和采矿技术改进，大量从事采矿的工人失业。1982—1992年，Chamber 金矿从外地移民来的工人从41.8 万减少到32.4 万人，Chamber 煤矿从外地移民来的工人数量从6.5 万锐减到3 万人[45]。针对非洲城镇经济结构特点，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突出城镇经济的发展特色，逐步培育城镇在交通、商贸、工矿、旅游、综合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一方面通过城镇服务经济发展，为乡村农牧业生产经营和产业化发展提供商业、贸易流通、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协调城镇和临近城市的经济发展，对接城市的产业功能，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角度，进行城市和城镇的产业分工协调，利用城市的资本、技术、集聚经济、劳动力等要素优势来促进城镇经济发展。

发挥中心城镇对乡村和城市的联系作用。中心城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起着重要的联系作用，其设施完善和功能提升，有利于整合城市和乡村资源、市场和生产要素的一体化发展。Jan Hinderink 和Milan Titus 指出，非洲城镇的生产和服务功能整体上较为薄弱，主要是由于非洲农业剩余较少和农产品供给的不稳定性所引起，同时作为城镇体系中处于最低层次的状态决定了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严重不足。非洲城镇落后的发展水平，使得其对乡村地区发展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无法在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和市场导向的城市资本经济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46]。在非洲城镇中心功能建设的基础上，需要拓展城镇和乡村地区、城市之间的联系渠道，首要任务是加强道路交通、能源供应、水资源、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通过基础设施网络沟通城市和乡村发展。发挥城镇在联系城市和乡村经济互动、商品流通、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