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化发展的外部动力主要包括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外商投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援助等方面。

1）全球化与对非贸易的加强

以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全球化是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由信息化与高新技术发展引起的国际分工的深刻变化，现代通信网络与国际航空、航运的迅猛发展，加速了资本、货物、人才、技术、信息、服务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26]。经济全球化发展，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产业等要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利用发展中国家自身廉价劳动力、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丰富的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这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非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几乎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保持同步。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国家根据利益需要，在南部非洲和内陆的一些城市建立起殖民据点，沿海基础较好的城市则发展成贸易、政治和军事据点，由于殖民地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城市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城市化水平低于同期世界水平[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得到了深入发展，这对非洲的全球贸易、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等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对于非洲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拉动了非洲的外商投资，大量的外商投资流入，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农业资源利用等提供资金保障，提升了非洲内部地区以及非洲同其他区域的经济贸易水平，促进了非洲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城市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当中，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被动参与全球劳动市场分工，因此在世界贸易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大量廉价的矿产资源、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和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的进口。同时，非洲分散的农业生产缺乏资金和技术，基本靠天吃饭，无法同发达国家的农场主竞争。农村人口激增，农产品的国际价格又很不稳定，导致部分非洲农村趋于凋敝，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寻找机会和出路[14]。但总体上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了非洲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并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全球要素这一外部推动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城市化的影响，分析2011年非洲主要国家经济全球化指数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关系。可以看出非洲国家经济全球化指数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即随着国家经济全球化指数的增加，其城市化水平也相应增高（图4-7）。利比亚、突尼斯、南非、安哥拉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其经济全球化指数也相应较高；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的莱索托、乌干达、肯尼亚、马里等国家，经济全球化指数则相应较低，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非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商品贸易的快速增长，为城市参与市场分工、专业化生产等提供重要动力。非洲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商品贸易的快速增长，表明非洲经济的分工合作更加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非洲产业经济发展，进而拉动城市化的快速增长。非洲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额（包括进口和出口）由1996年的2 510 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15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和进口贸易总额分别为5 820 亿和5 690 亿美元[27]。尽管如此，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仍相对较低。1970—1979年，非洲出口和进口额占全球的比例分别为4.9%和4.3%，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甚至在1980—1999年呈现下降的发展趋势（表4-3）。同时，非洲商品贸易也表现出一定的内部区域差异性。总体上北非、西非和南非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较高，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较高，这说明非洲各地区经济全球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对各地的城市化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图4-7 非洲部分国家经济全球化指数和城市化率耦合关系

表4-3 非洲各地区商品贸易占全球份额

经济全球化和对非贸易发展，直接推动了非洲沿海的海港城市和部分内河港口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如莫桑比克马普托港是莫桑比克首都和最大港口，埃及亚历山大港是全国第二大城市，蒙罗维亚港是利比里亚首都和最大港口，开普敦是南非的立法首都、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和港口经济发展，进而促进了城市经济、文化、旅游、政治等功能的不断完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这些城市全球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中国与非洲国家也顺应形势变化，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不断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大力推动经贸合作。目前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中非贸易在非洲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对非贸易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对非洲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增强。2000年以来，中国与非洲的经济贸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且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逐渐由顺差转变为逆差。2012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达到1 984.9 亿美元，同比增长19.3%。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额853.19 亿美元，增长16.7%；自非洲进口额1 131.71 亿美元，增长21.4%（图4-8）。中非贸易总额、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以及自非洲进口总额均创历史新高。中非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也逐步优化，双方产品的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以轻工、食品、化工、土畜产等为主。2000年以来，机械设备、汽车、电子产品等机电产品出口显著增长，商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大幅提高。目前，机电产品占中国对非出口的比例已超过50%。在非洲对中国出口方面，棉花、磷酸盐等初级产品曾经是主要商品。近年来，非洲的钢材、铜材、化肥、电子产品等工业制成品陆续进入中国市场[28]。中国和非洲同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市场需求旺盛，中非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为非洲资源产品提供了稳定的出口市场，促进了非洲产业经济的发展，为非洲城市化发展提供了资本、产业、社会就业等支撑。中国的机械设备、通信、电子等产品及技术向非洲出口规模的扩大，对于提升非洲工业化发展水平、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利于非洲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

图4-8 2000—2012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情况

2）外商投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进入非洲，影响、带动了非洲国家的传统产业改造和经济制度改革，从而有效改善和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与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进而加快了城市化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为非洲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推动了港口、机场、铁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园区发展，对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率、改善城市环境、增强城市经济活力等有着积极意义，有助于非洲城市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城市功能完善。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非洲资源开发利用和社会服务水平。从非洲整体的外商投资规模变化来看，1980—2012年非洲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其中，1980—1994年，非洲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1995年以后则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而这一时期非洲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图4-9）。外商投资规模的增长，推动城市规模扩大、功能提升和人口集聚发展，成为非洲城市化发展直接的外部驱动力。

由于非洲各个国家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条件、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外资吸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外商投资对城市化促进作用的大小也存在较大差异。从非洲内部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情况来看，北非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地区，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由1980年的112.93 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 271.86 亿美元，总量扩大了20 倍；南部非洲和西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也相对较快；而中非和东非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规模相对较小，增长较为缓慢。北非、西非和南非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地中海、几内亚湾及西南部非洲沿海地区的港口、产业发展，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建设和人口集聚，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拉动下这些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

图4-9 1980—2012年非洲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趋势

同时，非洲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性也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对城市化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29]。从2012年各个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高，分别达到70.29 亿和68.98 亿美元，其次为莫桑比克、南非、刚果共和国、加纳、摩洛哥、埃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等沿海国家，外商投资规模超过20 亿美元，而布隆迪、几内亚比绍、科摩罗、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佛得角、厄立特里亚、冈比亚等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小，不到1 亿美元（图4-10）。通过对比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关系，可以发现吸引外商投资规模较高的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较高，例如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尼日利亚，2012年城市人口增长率达到4.02%，城市化率达到50.23%。这说明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推动非洲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在沿海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产生极强的推动作用。

图4-10 2012年非洲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来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2011年约占到所有外商投资的76.2%，其中法国、美国、英国对非洲经济投资存量金额最高，分别占到17.9%、17.5% 和14.6%。而中国对非洲投资存量金额仅占4.0%（表4-4）。这表明当前非洲城市化发展中的外商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主要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

表4-4 世界20 个国家对非经济投资存量金额构成（2011年）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快速增加，并在推动非洲城市化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据统计，2009—2012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由14.4 亿美元增至25.2 亿美元，年均增长20.5%，存量由93.3 亿美元增至212.3 亿美元，增长1.3 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也不断拓展，2003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赞比亚、南非、津巴布韦、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加蓬等国家，2010年则拓展到尼日利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尼日尔、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埃及、坦桑尼亚等国家，并逐渐由沿海国家向整个非洲扩展，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在扩大对非投资的同时，结合中国经济开发区发展的独特模式，积极推动建设中非共同主导的经贸合作区，在双方政府支持下进行合作区的基础设施开发、产业基地建设，这成为推动非洲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的模式和动力。目前，中国已经在赞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建设多个经贸合作区。其中，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涉及采矿、勘探、有色金属加工、化工、建筑等领域，完成实际投资6 亿美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6 000 多个[30]。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有助于推动非洲产业园区发展和产业集群的培育，并为当地城镇化发展提供就业机会。中国对非投资过程中十分重视和支持非洲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通过援助、工程承包、投资合作、扩大融资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兴建住宅、公路、桥梁、铁路、机场、港口、通信、电力、给排水、医院等基础设施，对非洲城市建设和推进城市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对非洲投资主要涉及采矿业、金融业、制造业、建筑业、旅游业、农林牧渔业等行业，其中采掘业所占份额最高，达到30.6%，其次为金融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达到所有投资行业的19.5%、16.4%和15.3%（图4-11）。制造业是中国对非投资的重点领域，2009—2012年，中国企业对非制造业直接投资额合计达13.3 亿美元，2012年底在非制造业投资存量达34.3 亿美元。其中，马里、埃塞俄比亚等资源贫瘠国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中国企业在马里投资糖厂，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玻璃、皮革、药用胶囊和汽车生产企业，在乌干达投资纺织和钢管生产项目等，弥补了所在国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足，创造了大量税收和就业，延长了“非洲制造”的产生链。服务业是近年来中非投资合作的新方向，中国企业在金融、商贸、科技服务、电力供应等领域均进行了投资。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非洲金融业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8.7 亿美元，占全部对非投资的19.5%，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地企业建设发展资金的不足。在商贸领域，中国企业与当地公司合作开发的安哥拉国际商贸城项目已经开工，建成后将成为西南部非洲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会展中心和投资服务中心。当前，还有众多中国中小投资者在非洲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小商品生产等，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非洲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对满足非洲人民生活需求、吸纳当地就业、促进中非经贸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28]。中国对非洲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的扩大，培育了非洲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推动非洲健康城市化发展。

图4-11 2011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3）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援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在全球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在非洲由于紧急救济、发展和政治的需要，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发展，到90年代在非洲各国都得到很大发展。非洲非政府组织在救济、发展、环保、卫生、教育、民主、人权，以及和平等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31]，尤其是在维护地区和平、提供社会服务和社会救济方面具有很大影响，这对于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非洲地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到达3500 个，分布于非洲53 个国家，其中南非、埃及、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规模和影响较大。如埃及的“埃及人权组织”、肯尼亚的“非洲倡议计划”、南非“非洲争端创造性解决中心”等。同时，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在非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非洲大陆以外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关注非洲的地区和平、社会发展与人道主义危机，如“国际红十字会”、“医生无国界”、“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又名“乐施会”）等。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不仅在非洲开展业务，还在非洲建立分支机构、办事处或支持非洲会员组织的发展。非洲非政府组织大多产生于人权维护领域，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设立分支机构并对非洲进行援助，其中美国、瑞典、英国、法国、加拿大等5 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分支机构最多，占非洲所有非政府组织的81.3%（表4-5）。此外，还有奥地利、比利时等21 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设立了240 个分支机构。而中国在非洲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只有中国民间组织的国际交流促进会。

表4-5 在非洲设有NGO 分支机构的前五位国家

非政府组织的扶贫和国际援助，对于改善非洲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推动城市化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其在非洲扶贫领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直接救济为主，直接针对需要援助的群体进行食品分发、医疗卫生服务和安全保证等援助活动；第二阶段是帮助需要援助的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自我发展培训等，开始从“输血”转向“造血”；第三阶段则是着力于促进国际、国内和地方制度及政策层面的改善，以求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与发展的问题[32-33]。

从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对非洲的援助方式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人道主义援助。主要针对自然灾害和发生战乱、冲突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粮食、食品、药品等生活物资的直接援助。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地区、乌干达北部地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等的冲突导致的难民问题。人道主义援助对于灾害和冲突后的地区政治局势、社会发展秩序稳定等有着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恢复城市生产生活。同时，人道主义援助还包括专门针对艾滋病患者、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救助，这有助于更快、更有效地回应影响人口的危急状况。②开发建设援助。开发建设援助主要是针对非洲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技术、资金、设备、劳动力等方面提供的援助。非政府组织通过在非洲落后地区推广农、牧、加工业的新技术，极大提高了非洲农业生产率，自下而上推动城镇化发展。通过技术援助，培育非洲制衣、制陶等产业。通过水利、农田设施、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援建，为非洲城市发展提供设施保障。③发展援助。为非洲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提供援助，尤其是对非洲偏远地区的教育援助，提高了非洲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协助非洲政府、民众进行环境治理、消除荒漠化等，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欧美国家和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在不同时期援助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

（1）欧美国家对非援助

根据欧美国家对非援助的政策变化，可以分为冷战期间、冷战后至“9·11”事件期间和“9·11”事件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欧美国家对非援助的政策，对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不同的影响[34]，进而对非洲城市化发展产生影响。

①冷战期间欧美对非援助。在冷战期间，虽然大部分非洲国家实现了独立，但其发展仍然受到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的影响。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洛美协定》，对非洲进行经济、贸易的发展援助。例如《雅温得协定》中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对非洲联系国的产品进口免税，非洲联系国应在4年内对产自成员国的货物的进口取消定额限制并逐渐取消关税，共同体给予联系国财政援助等。这一阶段，美国对非援助包括发展援助、经济支持基金、食品换和平计划，以及通过对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认捐提供援助。一般情况下，美国对非援助主要包括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两种方式。双边援助主要借助各种非政府机构、民间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因此被叫做“国家间援助”或“直接援助”。多边援助则是把资金转交给国际金融部门以及联合国机构，通过上述部门整体调配把援助送到非洲，因此通常被称为“间接援助”[35]。冷战期间欧美国家对非援助以发展援助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对外贸易，增加了非洲国家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促进了非洲农产品生产和矿产资源开发，为矿区开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②冷战后至“9·11”事件期间。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纷纷调整对非援助政策，试图抢占非洲的资源和市场并扩大对非洲的政治影响。美国把援助同民主化、人权、良知联系在一起，不断强调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保证人权等等，同时试图借助投资、贸易等不同援助途径，抢占非洲市场，使非洲国家政治经济逐渐被美国掌控。另外，美国还借助文化及教育的影响，推动非洲民众接受美式价值观和生活消费方式，其政治取向相当明显[35]。总体上来讲，这一阶段欧美国家对非援助的领域不断拓展，涉及人道主义、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社会治理等领域（表4-6）[36]，尤其是经济援助推动了非洲的经济和科技实力稳步增长，促进了非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非洲民族工业从属于美国经济，导致了非洲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③新世纪欧美国家对非洲援助的新动向。进入新世纪，为配合联合国对非洲的减贫计划，欧美国家加强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援助，如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贸易、生态保护、艾滋病传染等领域。200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明了其在发展援助方面，重点推动贫困国家的经济水平提高，援助贸易以及投资，加强对健康、教育和农业机构的支持力度[35]，并实施房屋建设、卫生、教育、财务管理培训、农产品质量提高等多个项目[37]，对于提升非洲城市化发展质量有着积极作用。欧洲则将援助范围从经济、贸易领域延伸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并强调在医疗保障、公共卫生、保护妇女儿童等方面的援助；同时，欧洲国家加大对非洲的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援助。总体上，欧美国家对非洲援助突出了对安全、教育、卫生、社会、军事、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的关注，这对于营造安全健康的发展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非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开始于1956年，每个时期都和中国与非洲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相关。大部分学者将中国对非洲援助划分为三个阶段：1950—1978年、1978—1995年、1995年以后[38]。

①1950—1978年：中国对非援助的起始阶段。该阶段中国把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当作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基本力量，对非援助成为打破外交僵局的重要内容。中国克服当时国内的经济落后，对非洲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等[39]。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上的援助，支持非洲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包括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1957—1958年通过间接方式向阿尔及利亚提供56 万人民币赠款。根据非洲国家具体需求，援建了一些解决基本生活需要的农业和工业项目，如马里的农业技术援助，帮助马里建设糖厂、茶叶加工厂；为坦桑尼亚援建纺织厂等。这些援助促进了非洲部分国家乡村的工业化发展。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在非洲援助的国家和地区，到70年代末中国对非援助国家增加到39 个，在 1977年一年中，中国就向非洲派遣了包括农业技术人员、通信技术专家和医务工作者等在内2 万多名中国技术人员进行援助建设[40]，尤其是加强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如在索马里援建摩加迪沙体育场、坦赞铁路、开罗会议中心等。总体上，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援助以支持埃及、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家的民族独立事业为主，并进行资金、技术援助，来帮助农场、工厂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援助为实现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和城市化起步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表4-6 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非洲等国家援助的主要领域（承诺额：百万埃居）

②1978—1995年：中国对非援助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政策引导下，中国对非援助的管理体制不断进行改革，由政治援助逐渐转向经济主导的援助，援助的主体走向多元化，由政府援助转向政府、企业、银行等多主体参与对非援助。不断强化中国和非洲经济合作，在援建项目中采用多种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塞拉利昂、马里、贝宁和赞比亚等国家的援建项目中进行合作管理。如：中国在非洲援建的马里塞古纺织厂；在卢旺达援建的水泥厂，采取中国代管经营的方式，代管经营后，中方增强了管理企业的责任感，卢方人员增强了经营意识，学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使水泥厂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41]。在援助过程中采用多种互利合作形式，包括劳务合作、承包工程、技术合作和合资合营等。70年代中期至 80年代初，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了住房、厂房、办公楼、桥梁、公路、土坝等建设项目，以及输变电工程、电站、化肥厂、糖厂、小型钢厂、机械厂等工程成套设备。通过劳务合作，中方公司选派大量的技术性劳务人员到非洲，并通过国外合营企业、技术合作的形式，对非洲国家进行设备、材料、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援助，结合非洲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促进非洲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商品生产。同时，中国以派出志愿者的方式，向几内亚、摩洛哥、吉布提、加蓬和塞内加尔等国家传授种养殖、乡村发展、工厂建设的技术和经验。截至1987年底，中国共计向46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39]。这一时期的援建，对于非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模式、工业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1995年至今：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全面发展创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非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上重视中非关系，推动对非援助方式的改革，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形成中非合作和中国对非援助的长效机制，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全方位、立体式合作，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额规模持续扩大[42]。在援助结构上，扩大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规模，提高无偿援助的比例；在援助项目选择上，重点承担受援国需要的中小型生产项目；在援助方式上，推动援助项目合资合作；在援助资金上，将政府援助资金与银行贷款结合起来，并适当将有关企业的资金吸纳到援助项目执行中[39]。为帮助非洲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对非进行全面合作并提供援助，截至2010年6月，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各类人员3 万多人次，培训内容涵盖经济、公共行政管理、农牧渔业、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20 多个领域[30]。

从中国对非援助过程来看，中国对非援助由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援助转向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援助和全面发展援助，由直接经济援助逐步转向“造血”功能援助，对非援助的领域由基础设施、农业项目、工厂等拓展到教育、科技、工业、贸易、文化、培训、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了一大批低造价住房、打井供水、污水处理、广播电视和通信设施等公共福利项目，对提高当地人民生活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的援助为非洲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增加就业和收入、消除贫困产生了积极作用，给受援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43]。中国在对非援助过程中，坚持和平发展的世界观、平等相待的国家关系观、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以及共同发展的目标观，逐步形成“发展引导型援助”模式[44]，为非洲城市化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培育结构合理的产业体系，引导非洲全球化发展，改善非洲居民生活条件等，极大地促进了非洲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推进，中国技术人员在非洲城市规划、建设等方面提供新的帮助，这也有助于从技术引导方面提升非洲城市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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