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化发展的内部动力可以总结为政治稳定、经济改革、资源开发利用、工业经济发展、区域一体化、政府管理创新等方面。

（1）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

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宏观经济改革，为非洲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良好的国内环境，加速了非洲部分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从而推动了非洲国家城市化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大部分非洲国家出现经济滑坡，经济形势严重恶化，部分国家的政府腐败、社会矛盾加剧等带来民怨和政治不稳定，东欧和苏联剧变，以及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多党民主制改革的外交迫求等，为非洲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国内外环境。因此，80年代非洲部分国家开始了政治制度改革，但由于政党之间权利争夺、矛盾冲突等原因，这一时期的政党制度变革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总体上以消极影响为主，并阻碍了这一时期非洲工业化、城市化发展。90年代中期以后，非洲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经验逐步趋于成熟，具有“民主性”、“非洲性”的多党制在非洲扎根成长，为非洲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成为推动90年代末期以后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制度和行政体制保障[17]。同时，90年代以来部分非洲国家开始实施良政，重视政府领导能力的建立，提高行政能力，加强民主执政，进行民间社团的授权，促进和平和稳定发展等，在很大程度上营造了非洲国家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18]，促进了非洲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较好地推动了非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基础上，非洲国家不断建立健全法制体系，实行多党议会制，坚持民族和睦共处，推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营造国内和平与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城市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1995—2005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3.19%，是1985—1994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全非洲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98年的697 美元增至2004年的803 美元[19]。稳定的政治体制，有助于促进非洲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拓展，尤其是多党制下政权的更替提高了执政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积极性，并在执政过程中注重交通、信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民的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水平，这也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稳定的政治环境较好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加速了非洲各国的经济自由化发展，这对于促进整个非洲地区的资源、市场、产业、基础设施整合利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升了非洲地区整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非洲国家各项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实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积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力。历史上西方国家对非洲的长期殖民统治，导致了非洲经济对外部市场尤其是宗主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推进经济改革，转变殖民地经济结构，摆脱经济发展对外部的依赖。非洲国家先后制定了《蒙罗维亚宣言》《拉各斯行动计划》以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20]。这些文件标志着非洲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2001年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全面分析非洲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基础上，从战略层面提出非洲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规划。确定以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和科技发展为重点发展领域的长期战略，重视与国际社会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争取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更多资金和援助。

同时，根据自身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部分国家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例如，毛里求斯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它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重点突出出口加工区发展、旅游业开发和传统糖业发展；博茨瓦纳独立时，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工矿业，因此致力于大力发展养牛业，牛的人均拥有量占世界第三位，并积极开采矿产资源[21]。这些经济改革措施，对于提升非洲的全球化发展水平、带动本土资源开发、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加速了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增长，直接推动了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在非洲城市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大城市国际化程度、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和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2）资源开发与工业经济成长

非洲石油矿产资源丰富，几乎蕴藏有世界上全部重要的100 多种矿产资源，具有矿种多、品种齐全、储量大等优势[22]。石油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与贸易，增强了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造血功能，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金矿、铜矿）更是许多非洲大城市、城镇集聚区发展的重要动力。依托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发展资源型加工业，形成围绕采矿及相关联产业的经济体系，可以直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条件，推动城市化发展。同时，石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带动大规模的社会就业和人口集聚，往往成为资源型城市形成的重要基础。

石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对非洲部分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国家在非洲对矿产资源开发据点的建设，兴建和促进了一批城市发展，如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金矿开发和茨瓦内的铁矿、金刚石开发，赞比亚基特韦的铜矿开发等。约翰内斯堡1928年建市，其周边绵延240 km 的金矿带开采，带动了弗里尼京、贝诺尼、杰密斯顿等城镇和矿区的发展，使得约翰内斯堡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金矿开采、黄金提炼和加工中心，奠定了整个南非的工业经济基础。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围绕矿产、石油开发发展了矿业城市，如加蓬的让蒂尔是在石油开采和提炼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城市，尼日尔的阿尔利特是20 个世纪70年代因铀矿开发而诞生的新兴城市。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贸易在推动城市出现和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集聚区的快速发展。例如，非洲西部几内亚湾与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集聚区的发展过程得益于丰富的石油资源，南部非洲兰德区域的城市集聚区的发展得益于维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crand）山脉丰富的金矿资源，赞比亚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沙巴区许多城市的发展得益于丰富的铜矿资源，它们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与投资，促进了这些区域内部不同城市之间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和经济联系功能的加强，促进了区域的一体化发展过程，这有助于推动区域整体的城市化发展。

在矿产资源加工贸易的基础上，部分城市积极利用外商投资，培育和促进机械加工、冶金等工业门类发展。如南非的茨瓦内和金伯利、赞比亚的基特韦和恩多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本巴希等城市，逐步形成了钢铁、机械装备、金属加工等为主导的工业经济，为矿业城市及周边城镇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吸引了大量的矿工向本地城市迁移，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发展。(www.daowen.com)

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从殖民统治下独立之后，为摆脱殖民时期形成的依附性经济对自身的限制，先后开始了工业经济发展的历程。各国根据各自的发展状况，依托石油、矿产资源优势，采用“进口替代”、“出口加工”等不同工业发展模式。工业经济发展成为非洲国家独立之后，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吸引了大批农村地区的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全非洲1950—1980年城镇人口增长3 倍，所占总人口比重由14.5% 增长到29.7%[11]。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关系来看（图4-5），1960—1980年非洲工业化和城镇化率均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两者年均增长0.5 个百分点，呈现出工业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发展的阶段特征。

图4-5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耦合关系（1960—2011年）

在经历了1980—2000年工业经济徘徊发展和停滞不前的阶段之后，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贸易深入发展影响下，非洲逐渐与全球生产体系建立联系，并在非洲内部区域合作政策的影响下，推动加工制造产业发展，进行产业园区建设、港口开发等，这对于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生产功能培育和服务功能拓展具有重大作用。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为30.3%，尽管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级发展阶段，且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但随着非洲不断融入世界生产网络，尤其是在国际资本、生产技术大量进入非洲，以及石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将对非洲工业经济成长产生巨大影响。可以预见非洲将迎来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发展水平将得到较快提升，并成为非洲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

比较2011年非洲各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组合关系（图4-6），可以看出，刚果共和国、加蓬、安哥拉、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等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均呈现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些国家工业经济成长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而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冈比亚、利比里亚等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化水平，工业经济成长较为缓慢，工业化对城市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强。对于这些国家，要充分考虑如何利用农业资源、矿产资源等基础和优势，培育国家工业经济体系，促进工业经济的快速成长，来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减少社会贫困、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从而推动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国家一体化与行政管理创新

国家一体化和行政管理的创新，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水平提升等具有促进作用，也有助于推动工业化发展，解决各项城市问题，是非洲国家城市化发展重要的内部动力之一。

区域和国家一体化发展，有助于促进地区内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和地区整体利益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的一体化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并对非洲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有力地促进了非洲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1963年，31 个独立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在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成立非统组织，加强了非洲国家间经济领域的经贸合作。随后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团体和一体化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比如，布隆迪、中非、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成立的区域性咖啡商贸组织；喀麦隆、乍得、尼日尔等国家围绕自然资源开发与农业发展成立的乍得湖盆地委员会等。这些区域性的组织促进了地域资源开发、农业规模化生产，成为非洲大规模农业和乡村工业发展的基础。80年代以后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深化，以《拉各斯行动计划》和《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最后文件》等合作文件的签署为标志，非洲中部、东部、南部和北部的地区一体化组织相继建立，加强了在粮食、农业、工业、人力、能源、交通运输和通信等方面的一体化，并通过项目合作，协调财政、关税、货币和贸易政策，逐步实现非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发展[23]，这有利于非洲国家利用更加广阔的市场和资源，来促进本地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化发展。

图4-6 2011年非洲各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

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非洲一系列的次级区域组织出现，制订和落实了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规划。如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等区域组织已陆续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非洲自由贸易区的诞生，使得区内食品、纺织品、农副产品的交流正逐步扩大。同时，区域组织的市场开发，促进了组织内部贸易、投资和旅游的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内部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在西非地区，西非经济货币联盟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来实行对外统一关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已免除初级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的关税，并开始颁发西共体统一护照，便利了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在中非地区，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在6 个成员国中颁发统一护照、成立中非地区航空公司；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等争取将发展项目纳入“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NEPAD）框架下并获得其资助，并积极开展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利用资源优势和经济互补性，在工业、交通等领域共同实施项目[24]。非洲次级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部的贸易、市场、技术共享和生产要素流通，提高了工业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区域组织内部国家的港口贸易区、工矿开发区、出口加工产业区等经济区的发展，而这些经济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城市人口集聚，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吸引要素。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现代化潮流强烈冲击非洲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加速了非洲国家的社会文明进程，使政府管理城市、解决城市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大量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入非洲，使得非洲政府运行更加高效，极大地提升了资源利用水平，探索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应对城市贫困、疾病、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以安哥拉为例，大量引进外商投资，探索新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城市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在首都罗安达开发建设产业园区、大学园区，推进旧城改造和拆迁安置，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促进罗安达快速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在库内内省规划建立特别经济开发区以解决库内内省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提升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同时，安哥拉还积极引进农业技术并建设农业示范园，通过政府管理引导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民增收，为乡村城镇化发展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在现代化的影响下，非洲政府管理城市的能力不断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有序推进，成为城市化发展重要的内部动力。

非洲国家创新行政管理模式，不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对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布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国家一体化有利于制定和实施统一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引导国家内部的人口、资源、产业经济的合理配置，以强化城市集聚区在国家体系中引领城市化发展的作用，不断加强中心城市和腹地之间的功能空间联系。以分散化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创新，强化了次级行政管理政府发展中、小城市的自由性和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非洲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尼日利亚为例，在内战结束后为了解决长期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央政府的债务压力问题，使用分权和合作等措施来作为行政管理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方向，1967年将原先的4 个区分解为12 个州，1976年又新增7 个州，到1995年州的数量增加到36 个，分散化管理促进了州政府所在地城市中心的发展，同时积极实施的农村开发计划，利用中小城镇加强了农村—城市联系，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开发，为次级城市中心发展提供基础[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