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建构是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既有非洲传统政治的成分，又蕴含着殖民主义的遗产；既是非洲人民长期斗争的成就，又是殖民宗主国政策演变的结果。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交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经历了十分复杂甚至痛苦的历程。随着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多数国家陆续完成多党民主制度改革，非洲各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逐渐趋于稳定，日益稳定的政治、社会等制度环境成为推动非洲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并为非洲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地区提供重要的政治支持和制度保障。

（1）非洲民族冲突和国家民族建构

非洲有55 个国家，500 多个民族[22]。由于各国的殖民历史和地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不断。赵磊[23]指出当前非洲的族群冲突主要存在六种表现形式：①地位较高的族群剥削和压迫级别较低的族群，导致该族群被排斥在制度外，无法享受经济资产、教育卫生等公民所享受的地位和身份，从而有可能造成族群冲突。②分离主义问题呈现上升趋势，加剧族群冲突。在非洲，分离主义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包括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索马里的索马里兰、苏丹达尔富尔等。这些地区拥有三个共同的基本特征：无法同中央政府融合；感觉在国内遭受不平等对待；占据一定面积的领土等。③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诱发的族群冲突或国家冲突日益增加。乍得湖周边的国家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等对水资源的争夺不断促使族群发生冲突。④民主化激化国家分裂和民族矛盾。在独立后的一些非洲国家，国家政权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反而成为地方民族主义产生的诱因。在非洲国家民族主义特征影响下，强调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强调自己独特的“中间道路”或“第三种理论”，强调对外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忽略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冲突[24]。民主既带来平等和民主，也带来了大范围的冲突和社会分裂。⑤宗教因素与族群冲突相互触及，一些非洲国家出台歧视某些宗教和少数族群的政策，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或非洲原始宗教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⑥外部力量的积极介入容易造成族群冲突。原殖民宗主国对相应的非洲国家仍有强大的干预能力[23-24]。

西方学者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将非洲民主化总结为三次重大突破：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非洲一些国家根据殖民宗主国的民主模式进行的宪制改革,可以说是非洲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乌干达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萨和赤道几内亚的恩古马被推翻及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冈比亚、毛里求斯、加纳、尼日利亚的民主选举和改革为标志,非洲民主化掀起第二次浪潮；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非洲民主化”，亨廷顿认为是“非洲民主的第三波”[25]。总体来说，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局势的转变已开始触动非洲的政局的改变，但1990年发生的多起由于知识分子要求政治变革而与现政权发生冲突的事件才标志着非洲民主化的正式启动。非洲的民主化浪潮是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最为广泛的一场政治变革。它既引发了各种社会和政治动乱，在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军人干政，同时也迫使一些有独裁倾向的领导人进行改革，从而给非洲的政治文化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2）西方国家对非洲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20世纪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西方国家争相在非洲推动民主价值观改变以争夺非洲国家的控制权，主要的手段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支持和策动非洲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或者颠覆其政府政权，迫使该政府屈服并实施民主改革，或者成立新的政府；二是以提供援助为诱饵，迫使非洲国家接受西方价值观[26]。其中第一种为主要方式。冷战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以提供经济援助为条件要求非洲国家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历史终结”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附加了越来越多的民主、人权等政治条件，催生了90年代上半期非洲国家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导致了较不稳定的动荡局势。对于拒绝实行民主和消除腐败的国家，西方国家会毫不留情地取消援助，如从1991年到1997年相继取消对索马里、苏丹、马拉维、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的援助[26]。由此可见，在20世纪末，国际援助成为一种西方国家用来控制非洲国家的所谓“民主社会”进程的工具。(www.daowen.com)

进入21世纪，在非洲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制民主体制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非但没有放松推进对非洲价值观改变的战略，反而进一步影响和深化控制非洲国家的发展。西方国家实施民主化的战略重点主要包括：一是有选择地清除或抛弃一些非洲国家的独裁政权，如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科特迪瓦巴博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等；二是对非洲国家的选举强化干预，通过派遣选举观察员以及和非洲地区组织合作，监督民主选举的“公正”；三是在施加基本影响力的同时，强化其决定性的影响力[27]。例如，2002年英国等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制裁，2003年起对苏丹巴希尔政府的打压，以及2011年北非动荡和苏丹南北分离，都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通过其决定性影响力对非洲国家施加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影响。可以说，在非洲推行西方价值观将会是西方国家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其推行民主改革的基本条件[27]。

总体来说，500多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给非洲各国家带来像欧美地区一样的进步和发展，却使非洲国家迈上了既非传统的也非西方现代的依附性发展之路。多数西方大国与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保持密切关系。在政治方面，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的高层交流保持较为密切关系；在经济方面，西方在提供援助、对非贸易、投资、资源开发和各种商业合作等方面与非洲有着密切联系[27]。进入21世纪，西方尤其加强了与非洲在全球性问题、新能源和气候变化等新领域的合作和对话，继续对非洲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法国通过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建设或与非洲的军事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非洲国家的发展。在文化方面，民主、人权和良政等西方文化对非洲国家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和法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不仅是政治上的紧密联系，更多是一定程度的语言、文化认同，经济联系也是极其重要的基础环节[27]。另外，两者在社会联系方面也十分紧密，由于历史原因，至今仍有大量欧洲人口居住在非洲，同时也有大量非洲人口居住在欧洲和美国。直到21世纪初，仍有非洲移民前往欧美国家置业或寻找就业机会。

在非洲社会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方面，非洲是一个有着长期殖民历史的大陆。早期殖民地的建设对非洲城市化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上，非洲沿海地区（如地中海沿岸城市、大西洋沿岸城市）、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气候环境宜人的地区（如非洲东部地区的白色高地等）几乎都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殖民地。这些殖民地较早地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仅吸引了较多的殖民者定居，也集聚了大量的劳动力，成为非洲早期的主要城市。非洲各国独立后，这些城市由于良好的发展基础而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地区。此外，这些城市当前仍然大多保留着与早期宗主国的社会经济交往，国际化程度较高，外资与技术的引入进一步推动了它们的发展。

随着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部分国家陆续完成多党民主制度改革，非洲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为资源开发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非洲国家逐渐探索多元化的农牧业、矿产资源开发经营模式，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当前，非洲整体城市化水平已经逼近40%，处于由城市化发展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迈进的阶段。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将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非洲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日益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将成为推动非洲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带动非洲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