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动员为应战应急提供资源保障，需要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执行主体也将面临各种危急情况，其动员能力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针对动员实际情况，将影响执行主体动员能力的原因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

（一）内部原因

内部原因主要来自执行主体自身，主要影响执行主体可动员量上限。所谓执行主体可动员量表现为在其权责范围调控资源分配计划或者分配方案，以实现应战应急资源的充分保障。在理想状态下，其动员能力就是平时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建设的水平（针对有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部门），或者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调查活动中所摸清的潜力“家底”（针对无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部门）。但是，这只是理想状态，并不是现实状态，也不能按照理想状态来安排应战应急的资源保障工作。因而，执行主体可动员量必然有个上限，且上限往往低于其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建设水平或者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能力水平。

所有的执行主体都不可能达到其理想值，但是可以通过寻找原因，努力使其尽最大可能逼近这个理想值。造成执行主体动员能力上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执行主体本身行政能力的限制。例如，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并非如其名称所标称的管理所有的工业部门和信息化行业，有些行业另有管理部门，如建筑工业就归口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三定”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建筑工业无归口管理权限。同时，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改革的过程中，简政放权成为主流，国务院各部委并无直属企业，尤其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履行的行业管理职能，管理的是其“三定”方案所规定的职能范围内的共性问题，比如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等，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即便是国资委也无权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决策。所以，其行政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这不是政府机构设置中的偏差，而是激活企业经营活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重大举措。但是，在执行主体履行国民经济动员义务时，这种行政能力的限制会表现出较大的影响程度，这也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二，执行主体分工过程中出现的“模糊”区间。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还在推进当中，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在管理国家事务的体制和机制方面还要不断地完善，包括执行主体的设置以及执行主体间的分工。因此，可能会出现执行主体的社会管理职能无法全面覆盖社会事务的情况，表现为有些国家事务或者社会事务无主管部门，尤其是学术团队在调查时发现，涉及国民经济动员的工作往往找不到主管部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首先，我国的政府机关和执行主体是按照和平时期保障社会正常运行设计的，很难要求在和平时期按照国家受到重大安全威胁的情况来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因为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是很低的，并且，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是局部性的，并非是全局性的。其次，执行主体在对某些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理解上出现偏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国民经济动员乃至国防动员是军队的事，政府及社会的其他部门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执行主体所能调控的应战应急资源存量的动态变化。国民经济动员所要调动的应战应急资源，主要是专门储备的物资，以及生产厂家和流通渠道中物资存量，或者启用储备产能生产出来的物资，还包括由各类供应主体提供的各种服务。在一个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存量资源都是动态变化的，即使专门储备的物资也是不断地按程序、按规定在使用，其库存量是不断变化的。比如，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时动用了国家物资储备，所以，有些物资在接下来发生的汶川地震救灾时就表现出了供应紧张。而生产厂家和流通渠道的物资存量也是动态变化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原则的约束下，所有生产厂家和流通渠道都努力降低自己的存量，以便减少资源和资金占用，提高经济效益。启用储备产能生产的物资更是如此，它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花费一定的时间，甚至要求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生产出来，因此，在需要调配这些资源时，它还是不存在的，只表现为获得这些资源的可能性。服务资源也要经过组织队伍、配备装备等程序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汶川地震时国家地震救援队要经过紧张的调配才能到达灾区提供救援服务，解放军的救援队伍要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开赴灾区提供救援服务。应战应急资源的动态变化也使得执行主体的动员能力不可能永远按照理想规模发挥作用，甚至有时完全无法发挥作用，比如在战争或者灾害中损毁的动员能力。

第四，执行主体之间相互协同配合的影响。集成动员管理总线的职能是将动员任务涉及的所有执行主体集成到一起，多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国民经济动员任务。这种情况下，某个执行主体的动员能力就会受到与之相关的执行主体动员能力的影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木桶效应”。就生产帐篷而言，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可以加大对帐篷生产企业的动员压力，迫使作为供应主体的帐篷生产厂家提高生产能力，如由一班生产变成三班生产，甚至减少某些可以简化的生产环节等；但是，如果交通部门对其下辖的物流、运输供应主体的动员能力不足，这样依旧会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的动员能力的发挥，表现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无法按照其上限发挥动员能力。

第五，预留保险系数的要求。当突发性自然灾害，尤其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如2008年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后，往往伴随着无法预料的次生灾害，因此，执行主体往往不能动用所有的资源，为保险起见，需要设置保险系数，例如安全性库存，以防突发的动员任务。再比如，在汶川地震这种大规模灾害发生时，为了解决救援队伍不足的问题，经中央军委批准动员解放军官兵到灾区进行救援，但是，显然，军队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必须留够战略员额，不可能全部开赴灾区。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的制约，执行主体可动员量不仅有上限，而且会有不同的能力等级，也就是从完全没有动员量（这是一种极端状况）到发挥全部动员量（这是一种理想状况）之间，因此，执行主体可动员量上限会随机表现出不同的等级，表现为执行主体本身调度能力的多状态。

（二）外部原因

在应战应急资源保障过程中，动员任务面对的不是整齐划一、固定不变的需求，也不是掌握完全有效、充足不缺的供应能力。如此就会出现资源需求与资源供给的多状态特性。这种多状态特性有时表现为时序性，比如对某种资源的需求会随着供给量的增加，或者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某种资源的供给也会随着动员工作的不断深化而陆续增加；但这种多状态特性同样也可能表现为与时序无关，比如某些供应主体由于自身的原因或受外部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发挥其最大供给能力。

某种意义上，执行主体居于资源需求方与供应主体之间，因而，供需格局以及动员外部大环境都将影响执行主体的动员能力，这也是执行主体动员能力表现为多状态的外部原因。

1.供应主体的多状态

第一，供应主体自身能力的多状态。供应主体自身生产能力的多状态，显然是由其生产能力的不确定性引起的，而在供应链风险研究领域，对于个体传统的不确定性研究已经形成了多数较为成熟的成果。但是国民经济动员这种供应主体处于超常规生产状态下，其生产状态较常态相比存在更多的未知性，甚至可能会出现常态下从未出现过的情况，需要重新评估它们的多状态特性，并进而确定它们可能处于何种状态，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简化论述，以制造业供应主体为例来展开分析。制造业供应主体自身能力的多状态特性，首先来自其生产调度安排。按照制造业供应主体在国民经济动员准备中的“身份”不同，可以分为有准备的制造业企业和无准备的制造业企业。有准备的制造业企业往往建立了国民经济动员中心，如上海冠生园食品厂建立了“应急食品动员中心”。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动员方面不仅有机构，还组建了保障队伍，编制了国民经济动员预案，属于动员条件很好的企业。无准备的制造业企业则完全没有参与过国民经济动员准备活动，完成国民经济动员任务是对执行主体动员指令的应激反应，它们的动员条件就不太理想。

然而，无论哪类企业，在接到执行主体下达的动员指令后，都需要迅速响应，调整原有的生产计划，有预案的则依据预案进行响应，没有预案的则要另起炉灶。这些企业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准确地按照动员需求，精确而科学地将生产计划调整到位（有预案的企业比没有预案的企业情况要好一些，但预案毕竟只是事先制定的动员方案，不可能完全满足具体的动员生产要求）。动员生产计划通常以常态下生产能力为基准进行外推，先做出粗略安排，再逐步完善到位。因此，为完成动员任务，供应主体一开始会尽可能增加对生产设备、原材料、人员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最典型的就是将人员从一班制变成两班制或者三班制，导致在一段时间内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www.daowen.com)

但是这种较为粗放式的投入会带来一些次生影响。一方面，原材料与生产人员等非机械性要素的投入可能在生产过程中无法与生产设备水平匹配，致使生产要素在供应主体中无法实现最合理配置，造成产品完成时间存在批次差别，供应主体生产能力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往往会造成整个生产系统出现故障，常态下供应主体的生产要素尚且存在故障可能，危态下各类生产资源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生产系统自然更容易发生故障，最常见的就是生产设备出现故障，造成供应主体自身生产能力发生变化。

为了分析尽可能涵盖不同的行业，再以应战应急最常见的医疗卫生动员为例做一些阐述。医护人员这种服务资源，其自身能力更是具有多态性。一方面，他们的服务能力必然是有上限的，最高限度就是医护人员满负荷工作，不可能无限增加，并且，这种满负荷工作时间也是有限制的，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服务能力也会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而降低，这是无法避免的情形，更何况即使医护人员因为任务紧迫而克服生理和心理局限，努力延长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时间，医疗器械和设备也会有工作时间的限制，必须按时进行维护和保养。

第二，上下游供应主体之间合作的多状态。上下游供应主体共同构成了供应链，而常态下的企业供应链，便存在着资源需求信息从最终产品沿上游逐层级放大的牛鞭效应，并且在生产能力不确定或需求信息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会急剧增大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因此，集成动员上下游供应主体之间产生的牛鞭效应也会使供应主体的供应能力产生多状态。

很明显，为完成动员任务，在极短的时间内，供应主体必然会增加对上游原材料的需求，而供应主体本身的生产能力波动会因牛鞭效应导致其对上游原材料发生需求扭曲，进而增加上游供应主体的任务量，有可能造成原材料供给无法按照订单的要求准时交货，最终造成供应主体生产能力发生变化。而生产能力发生变化，又会导致其下游物流企业原有配送计划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又会倒逼上游供应主体调整生产能力。这种变化会持续在上下游间传递、扩散，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

同时，一旦上游原材料厂商的供应能力不足以达到完成动员任务的要求，相关执行主体需要从数据库中查找新的原材料厂商加入供应主体。但是，这种情况下，当前的生产企业与其潜在的上游原材料供应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合作基础，他们的信息沟通程序、彼此的信任程度等也都会对供应主体的生产能力造成影响。

第三，供应主体整体产能的多状态。在应战应急资源保障中，国民经济动员机构虽然能够依据资源需求状况判别动员强度，进而通过管理总线传递给执行主体，执行主体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动员手段，但是供应主体间形成的供应链的整体产能依旧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造成供应主体整体产能的多状态特性。

在危态下，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做出的决策通常建立在潜力调查和平时准备的基础上，执行主体也是依据他们的潜力数据库系统查找相应的潜力数据，并对供应主体进行协调和调度，但受时间、外界环境的影响，信息传递会存在滞后的可能性。执行主体掌握供应主体的实时动员潜力难度较大，无法判定可动员主体的数量。数量的不确定性、供应主体自身生产能力的不确定性，以及上下游间合作的不确定，三者结合带来整体产能的不确定性，自然也就会造成整体产能的多状态特性。

2.资源需求方的多状态

应战应急情况下，资源需求基本不可能做到准确预测，随着动员活动的进行，资源的实际需求会不断被重新核算从而造成需求的多状态特性。同时，急时战时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造成资源需求的骤然变化，一般表示为骤然增加，如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泥石流以及随着救援活动开展，存活人数的上升都会让一些必然生活用品的需求产生骤增。有时也会表现为骤然减少，比如在舟曲泥石流灾害中，国家经过评估认为失踪人员已经不存在存活的可能而中止了搜救，对相应的搜救资源的需求就骤然减少了。

除了这种骤然增加或者减少以外，也会存在缓慢增加或者减少的情况。比如，随着救援队伍的陆续到达，保障救援队伍的给养需求会不断增加。再比如，随着灾害救援的进展，受灾人员陆续得到安置，对安置资源的需求也会逐渐减少。

不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不论是骤然，还是缓慢，需求方的资源需求都是在变化，从而表现为需求方对资源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会永远是一个需求状态。也就是说，需求方的资源需求也会表现出多状态特性。

3.外部环境的多状态

应战应急时，外界环境十分复杂，其不确定性主要包括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国民经济动员活动主要针对战场、大型及特大型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害，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等，其所处环境与常态下的社会环境相比复杂得多得多。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等突发事件。如地震、雪灾、矿难等对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破坏，会对供应主体生产能力以及物流运输等产生不确定性影响。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造成进出汶川县的各种交通要道严重损毁，救援部队经过近53个小时才将道路全线打通；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造成大面积的电力系统中断，雪灾首先对道路运输产生影响，导致煤炭等发电燃料运输不便，引发能源供应不足，而大面积的电缆结冰又造成电力供应中断，电厂发电设备被迫停产，电力中断又导致其他资源无法及时供应。因此，这些自然因素对于供应主体的自身供应能力会造成巨大的影响。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各类事件对外部市场产生的影响。供应主体的供需关系的变化有可能引发价格波动。虽说国民经济动员活动体现国家意志，并具有弱经济性，但弱经济性依旧是经济性，供应主体具有个体意识，仍然会存在一些可以接受的经济行为，这种社会因素造成的经济行为也会对供应主体产生影响。

这些外部条件不是供应主体能够控制的，但是，它们却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供应主体的供给能力，致使供应主体的供给能力表现出多状态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