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国当今的国际秩序观既是此前秩序观在原则化信念层面的延续，又表现出在因果信念层面的重要变化。其中，原则化信念的大致延续是相对易于理解的。许多学者在回顾中国此前的发展历程时都指出，这一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开放性的外部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联。[122]事实上，中国已经认识到：只要应对得当，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相当符合自身利益的。正由于此，在国际经济体系面临危机冲击、开放趋势受到保护主义威胁时，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一道，在各种场合维护和支持该体系的继续开放；中国虽然一如既往地呼吁并且要求全球治理机制尽快实施必要改革，但这显然不同于“推倒重来”。用张乃根的话说，中国作为既有秩序之“主要协定及组织的创始缔约国，享有一定的既得合法利益，因而不应全盘否定之”，而“应珍惜和维护既得的合法利益”。[123]
戈尔茨坦与基欧汉指出：原则化信念往往“经久不变”，而因果信念的变化则远为“频繁和迅速”。[124]中国秩序观的演变似乎为此提供了又一个例证：与原则化信念的大致稳定相比，中国秩序观在因果信念上的变化格外引人注目。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之所以发生，根源既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亦在于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治理机制的重大缺陷。有必要指出，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瓶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外部世界影响所致。尽管此前维护自主性的策略不可谓不成功，但新时期内外条件的变化，已使其成效逼近极限。这正是近年来中国转向“寻求影响力”策略的根本动因——唯其如此，中国才有可能为自身寻得下一阶段的发展空间。
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当前面临的发展瓶颈是促使其更加注重“寻求影响力”的关键动因。中国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举措，根本意图是希望以此来化解发展困境，突破发展屏障。进入21世纪后，中国领导层和民众对之前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有了愈发清晰的认知，转变发展模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与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相比，较少受到关注但却同样重要的是，旧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外部根源；或者说，国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约束，是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得不实行上述有着严重缺陷之增长模式的重要原因。
这种系统性的外部约束，源自如下事实：中国自参与国际体系之初，就在和主要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非对称性及脆弱性较高的相互依赖状态。不仅如此，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深化，其脆弱性并未得到实质意义上的缓解，甚至有相反趋势。根据基欧汉的界定，当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产生对彼此都具有成本或代价的影响时，就存在相互依赖；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程度取决于一国在与他国互动中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及相应代价，或者说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必须承担的调整成本。[125]由此观之，中国对发达国家之市场、技术的依赖显然属于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范畴；因为一旦双方经济关系中断，身处国际分工体系高端、掌握先进的关键技术、进口市场规模庞大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替代选择明显较中国为多，需要付出的调整代价则远较中国为少。由于脆弱性相互依赖赋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以更多的权力资源，且后者往往会有意识地运用该资源为自身谋取更多利益，[126]因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就不可避免地处于相对弱势，在国际生产合作的利益分配中也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或者说对外依赖已经累积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在市场方面，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目前已超过60%；[127]在技术方面，外资企业掌握着中国高新技术部门90%以上的知识产权；在生产方面，外资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控制着80%以上的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生产”。[128]蓝普顿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面对的相互依赖风险尤其值得注意，具体包括对外贸、外汇收入、能源的高度依赖，以及对外国资本、重要原料和食品的依赖。[129]埃文斯也提醒道，不论贸易带来的收益有多高，过分依赖贸易会让一国在超乎自身管辖权的外部变化面前更易遭到冲击，结果是其在经济领域的行动能力严重受限。[130]
这种具有高度依赖性和脆弱性的增长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显现出种种弊端，其在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引发的沉重代价日益为人们所察觉。王绍光观察到，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社会的出现，许多此前不在市场原则支配下的重要领域开始受到冲击和侵蚀，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安全受损等一系列问题。[131]即便是经济领域，这一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难以弥补的负面效应，即“中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并未在高速增长中实现应有的提升；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和对自主创新的忽视，导致中国经济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产业结构的低端化，以及粗放增长的延续。[132]恰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言，过度依赖外资、外企、技术转让的后果，就是“有市场无安全”、“有产业无技术”。[133]
近期的多项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种推断性的因果关联，即上述弊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依赖。桑德拉·霍尔珀林（Sandra Halperin）指出，以满足外部市场为主要目标的生产往往导致内部不平等加剧。[134]陶施也认为，尽管就短期而言，以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体可能经历快速增长，但这是以牺牲社会公平或平等为代价的。[135]鉴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随着经济自由化的推进而持续扩大，我们有理由将此视为两位学者之观点的又一例证。另外，科尔迈耶（Christopher Kollmeyer）的研究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报酬远低于其生产率所对应的水平，因此其出口品包含的劳动投入在世界市场上并未得到应有体现，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南北国家的贸易行为提升了后者的国内人均收入水平。[136]这一结论对中国尤其具有启示意义，它意味着：对外部市场的大量出口固然为中国换来了巨额外汇收入和储备，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利贸易条件，以及外汇储备收益率的低下，这种交换实际上隐含着极为高昂的福利损失。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缺陷同时也是中国在前一阶段发展中，因为受制于系统性约束而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借用一位学者的总结，中国之所以选择压低社会福利水平、资源价格、环境成本、低估币值等手段来追求贸易顺差，目的在于“创造和保持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137]我们想要补充的是，由于初始发展水平的低下和受到脆弱性依赖的制约，中国前一阶段追求的只能是在全球低端或中低端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
既然当前的发展瓶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约束所致，那么突破这一约束、降低脆弱性依赖度，就成为摆脱瓶颈状态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脆弱性依赖与发展瓶颈之间的关联，解释了中国为何要在新时期寻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不过，仍然有待解释的是：中国寻求影响力的具体方式为何是“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机制或举措，而且重心明显地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而不是其他方式，比如单纯依靠既有机制，或者将重心放在发达国家？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对其他几点因素做出考察，那就是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状况，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首先，既有国际经济机制的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将希望寄托于该机制的自我改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治理规范的进步、国际金融机构的实质性改革一度寄予厚望，然而时过境迁，这一美好的愿景已然落空。从规范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缺陷虽然暴露无遗且广受批判，但能够取而代之的、更具包容性、更有助于发展的主导观念，尚未在国际社会中形成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在政策方面的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效果不彰基本已成定论，但接替它的究竟是什么，却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38]有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作为政策范式的地位可能比人们寻常所见的更为稳固。[139]危机后数年间的情形似乎也表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140]这既反映出美国权力尚未出现实质性衰退，也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复原能力不容低估。[141]
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关于发展理念的分歧仍然一如既往。虽然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机制之间的观点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所弥合，但双方在对待发展中国家或发展问题上的态度依旧呈现出鲜明对比：联合国机制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制约，布雷顿森林机制则继续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自身。[142]由于布雷顿森林机制的强势地位，主导发展议题的国际规范更多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减贫”，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增长”。[143]在千年发展目标之中，无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均没有得到提及，这无疑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失所望。[144](www.daowen.com)
从机构层面来看，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在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能力及意愿上都存在欠缺，而旨在解决相关问题的机构改革又因为主导国家的掣肘而难以实现。受此影响，一些较为强大的行为体纷纷自寻出路或相互扶持，以便在主要国际机制无法正常履行相应职能或实施应对方案的情况下，确保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某些议题领域能够继续实现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亦可被视为上述情形的又一表现。
以世行为例，与全球范围内对大规模长期贷款的需求相比——它们主要来自迫切需要发展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但缺乏可用资金的发展中国家，世行的实际贷款发放远远不敷所需。韦德（Robert H．Wade）认为，世行及类似组织提供此类贷款的规模“应在当前水准的十倍甚至以上”。[145]曾任世行行长的沃尔芬森也承认，“与主要商业银行集团的资产相比，世界银行2 750亿美元资产的确相形见绌。世行的规模淡化了它的重要性”。[146]与此同时，世行的治理结构改革却相当迟缓，[147]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定规则的发达国家没有理由自我约束”，而“受这些规则管束的借款国则几乎无力改变现状”。[148]
再以IMF为例，伍茨指出，基金组织不仅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现实威胁，还面临着地位边缘化、正当性缺损的双重危机。[149]其采取的改革措施并未取得显著成效，继续改革的空间却极为有限。[150]之所以形成这种僵持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为保持自身在既有机制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支持新兴国家参与非正式机制，另一方面却对正式机制的改革冷漠以待。[151]
其次，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及利益关系，决定了后者非但不可能主动采取措施帮助中国降低脆弱性依赖，反而有相当强的动机坐视甚至推动其进一步加剧。如前所述，中国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在国际分工中相对地位的低下。就某种意义来说，降低脆弱性依赖与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其实是一回事。中国近年来之所以愈发重视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其根本原因盖出于此。[152]那么，这一意图和举动对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国家——美国有何影响？或者说，这是美国所乐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我们是否认同依附论视角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之说，[153]但一个基本事实应该是无可否认的，即占据分工体系高端甚至顶端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往往会得到份额远高于低端国家的利益分配。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的矛盾[154]就有了深刻的经济内涵。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虽然在近十多年间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若以量值来计算和对比，中国2007年的量值尚不及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155]如果中国不能从全球价值链条的中低端位置向上跃升、摆脱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之依赖，那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将毫无疑问地从中受益，而中国将被锁定在为主导国家输送利润的地位，无从维护自身利益。[156]如今，中国显然已决心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157]改变此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两头受制”的经贸模式，这势必意味着减少主导国家原先占有的超额利润。[158]对蒙代尔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判断稍加改动，即可很好地用来描述主导国的立场：处于分工体系顶端的国家总是不愿看到低端国家的攀升，“因为这会降低它自身的垄断力量”。[159]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态度，以及对华战略的近期调整也证实了上述判断。美国主导下的经济自由化使第三世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能力”遭到严重削弱；[160]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广为实施、行之有效的工具，如产业政策等，如今被国际组织界定为不合规范，无法继续使用。[161]凡此种种的基本意图，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多边主义，还不如说是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使之不至于威胁到发达国家在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优势。[162]美国在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之后，“刻意冷落多边，移情双边”之举，[163]以及在国际投资领域通过双边谈判以“各个击破”发展中国家的策略，[164]都表明美国在对待多边主义时惯于采用更注重自身短期利益的机会主义做法。就近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向而言，有学者注意到：美国对华战略中“遏制的分量已有加重之趋势”，“两国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165]作为其表现，美国“开始有系统地采取防范性的、对抗性的举措”，[166]包括动用经济或非经济手段，试图评判进而影响中国的行为，使之更合乎美国的利益。[167]从本章的视角来看，这种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对中国试图提升自身国际分工地位的忌惮与提防。
再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潜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决定了它将这些国家作为相互倚重的合作对象，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意在长远的举措支持其发展，同时实现降低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脆弱性的目标。这一判断包含了两重含义：其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的深化，具备了相对充分的现实条件；其二，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乃至下一阶段最为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合作发力点。
就第一重含义来说，在排除了既有国际经济机制和世界经济主导国作为降低脆弱性之倚重对象的可能性之后，剩余的选择已经屈指可数。而赋予该选择以现实性的，则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渐增长的相互需求。中国并不是唯一需要并且试图降低对发达国家过高依赖度的国家。事实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很自然地，加强南方国家的彼此合作就成为一条可能的脱困途径。一方面，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168]的关键时期，在设法降低对发达国家市场、技术依赖性的同时，迫切需要新的市场、资源与投资场所作为经济发展在地缘意义上的纵深空间和腾挪余地。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需要支持性的外部环境和市场。[169]用林毅夫的话说，中国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技术，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中国通过结构调整让出一些产业的发展空间，以及在投资和技术上提供帮助。[170]较之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更为接近，在发展方式、自主权等方面的观念有更多的共同之处，[171]双方合作中的非对称性及失衡风险也因而相对较小。
正是这种相互需要和相对平衡的依赖关系，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利益基础。实际上，一些重要的变化趋势已经日益清晰。坦顿（Yash Tandon）观察到，发展中国家正在降低对西方市场的依赖。[172]杨霄、张清敏在考察了中国近20年对外经贸关系的整体格局之后发现，周边国家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在此期间增长了一倍以上，且势头至今不减；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呈现出迅速增长；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自2002年开始出现缓慢下降。[173]
就第二重含义来说，“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均将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作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重点，这绝非偶然。一方面，该部门每1美元的投资会引致其他部门3—4美元的新增投资，每10亿美元的投资可以为亚洲创造1．8万个就业机会。[174]也就是说，其“进步的结果会作为外部经济而为其他行业所得到”。[175]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受困于自有资金不足，而发达国家对前者的投资出于风险规避等因素，一直集中在其他领域如能源、制造业等，[176]这使得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力的主要瓶颈”。[177]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为缺少增值渠道的国内资本寻求回报率更高的投资场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资本“走出去”已是大势所趋。据世行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投资活动将位居全球之首，占全球总投资的比重将达到30%。[178]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恰恰也是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领域之一。以高铁为例，有研究显示，其单位成本仅相当于甚至低于其他国家的2／3。[179]结合相关实际情况来看，基础设施可谓各国之间利益汇聚最为集中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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