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于秩序观的转变，中国在国家大政方针尤其是对外政策中的措辞、表达上出现了某些意味深长的调整。这些变化与调整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

首先，是总体态度明显趋于积极有为。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102]中国领导人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中国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103]

其次，较之于前一时期的表态，中国在如何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方面，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表述。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作为中国未来发展重点依托的地位日益清晰：中国领导人在亚非会议、驻外使节会议等场合多次提出要“为发展中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04]“做实做深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105]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方式不断拓展深化，例如：以产能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其工业化进程；以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等方式，“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106]

与言辞、话语相比，中国在实践层面的积极主动显得更具说服力。“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倡议和举措，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进程；恰恰相反，它们体现出某种内在一致的整体性思维，即通过这些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具有正外部性的机制与安排，或致力于创造、巩固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或致力于防范、化解共同面临的外部风险，将它们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某种互为助力、互为强援的良性格局。(www.daowen.com)

在基欧汉看来，机制是一套具有内在关联的规则，而相关行为体往往寻求获得其中的影响力。^[107]以此观之，中国的上述举措显然包含着寻求国际影响力的愿望或意图。不过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在以一种正面、积极、共促共享相关利益的方式寻求其影响力。用奥尔森的话说，这属于正向的“选择性激励”；^[108]或者按照常璐璐、陈志敏的界定，这属于“吸引性经济权力”。^[109]亚投行及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无疑会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110]虽然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学者曾经批评亚洲诸大国对区域及全球治理的贡献不足，^[111]但亚投行的创建表明，中国正在以更具实质性的努力来促成亚洲的区域合作。

2014年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用于亚洲各国互联互通建设。^[112]同年生效的“清迈协议”修订稿将多边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从1 200亿美元提升至2 400亿美元，显著强化了协议成员国应对国际收支困难或冲击的能力。^[113]中国参与创建的应急储备安排则旨在为金砖国家在波动频繁、不确定性较高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自身信心。^[114]这些安排无一例外，都有着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用意。很自然地，它们正在“为中国赢得其他国家的友谊”。^[115]与此同时，中国也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得以更好地“降低金融风险和对外经济依赖、保障战略资源储备”。^[116]这正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提及的“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以“相互补台”的方式，促成“好戏连台”。^[117]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立新”之举并不意味着颠覆性的“破旧”。中国虽然发起、参与了一系列新举措，但对待既有国际经济机制的态度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它继续对后者抱有相当程度的认可，同时努力推动其实施必要改革。2009年，中国与IMF达成协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向基金组织购买约500亿美元的债券，以帮助后者拓宽融资来源、扩大融资规模。^[118]为支持世行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中国向世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购入15亿美元的债券，以增进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的效用。^[119]为支持拉丁美洲、非洲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美洲开发银行设立了20亿美元的联合融资基金，还与IFC共同设立了3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120]2013年10月，在美洲开发银行向牙买加提供的6 000万美元贷款中，包含了中拉共同基金贡献的1 100万美元贷款。^[121]考虑到以上事实，那种认为亚投行等新机制意在削弱甚至取代既有国际金融机构的看法，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