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呈现为延续中的变化。其中，延续性主要体现在原则化信念层面：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性判断和评价，大致沿袭了此前时期的看法。变化则主要体现在因果信念层面：较之于此前“维护自主性”的主导策略，“寻求影响力”^[99]在当今秩序观中的分量明显加重。与前一时期参与及融入世界经济时被动、保守、内向的方式不同，中国在重视自主性的同时，以更为主动、积极、外向的姿态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展开互动，借此实现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长远利益。

随着观念的转向，中国外交实践也出现了新动向与新趋势。中国发起和参与的一系列重大倡议及行动，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应急储备安排、新开发银行等，其实质是希望以这些带有区域公共产品性质的新机制和举措，激发、创造出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与中国共同分享的长期利益，从而培育出以“扩散型互惠”^[100]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经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的建立等新举措并不是推翻或试图推翻既有国际经济机制并取而代之，而是在原机制本来就欠缺存在感、未能发挥作用的地区（如中国周边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领域（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更加符合多边主义原则、更为关注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方式构筑新机制。与既有机制相比，这种新机制同样是基于规则的、开放的多边机制，只是它更专注于长久以来既有机制忽视或运转失灵的领域，试图以更具互惠性质的合作来创造共同利益，而不是分割既有利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它挑战甚至威胁到了既有机制，还不如说它填补了全球经济治理中既有机制无力或无意涵盖包容的空白地带。^[101](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