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认同与不满并存、开放与自主性兼具”为特征的秩序观之所以会形成，一方面在于国内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则在于对克服——至少是缓解外部风险及冲击的追求。从内因来看，彼时国内政治进程的深刻变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领导层的更迭，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总路线逐渐得以改观，严格、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松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外贸政策开始呈现出更多的外向特征。与之前高度封闭、自给自足的状况相比，打开国门、利用外部市场促进自身发展，已成为这一时期清晰可见的前景。^[60]显然，如果没有国内层面的转变，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认同将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对外部世界的警惕与戒备则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考量层面。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最为密切之时，加入后者主导之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的提议也被中国断然拒绝。雅各布森等对此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中国力求保持独立自主，不愿成为苏联支配下国际经济与分工体系内的附庸。^[61]这种强烈的自主倾向在改革开放后仍然得以维系。在中国领导层看来，世界市场与生俱来的波动性始终是需要谨慎应对的干扰之源。^[62]例如，受到20世纪80年代深陷债务危机的拉丁美洲各国触动，中国对外债风险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态度。^[63]

从外因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面临着尤为不利甚至严苛的外部环境。这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成功者寡、失败者众的现状。

首先，主导国际经济治理的基本规范自1980年之后变得愈加偏颇甚至极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间，国际经济体系曾经以“内嵌的自由主义”为主导理念，^[64]后者虽然受到各种因素掣肘而未能完全实现其发展使命，但至少赋予了发展中国家运用适当政策手段追求本国发展目标以国际层面的合法性。^[65]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该理念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以“华盛顿共识”为集中体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机制视作“能够激活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力量”，^[66]在“收缩国家”这一核心要旨^[67]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与布雷顿森林机构联手以“开放有益于发展”为由，^[68]要求发展中国家迅速开放贸易、投资，实施政策调整。^[69]受此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失去了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支持，在经济领域又被迫实行利率高企、汇率高估等有害于增长的政策。最终它们无力缩小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成为必然结果。^[70]既然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的”，^[71]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服务，那么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必须重视的一处关键就是如何保障国家利益免遭国际资本的侵蚀。^[72]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虽然没有完全免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也始终对后者抱以防范姿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其次，发展中国家受到的约束和障碍也反映在国际组织的行为层面。尽管从理论上说，国际组织行事应当以规则为准，对待不同成员时应做到不偏不倚，但现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时，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往往给予更加周到的照顾或特别待遇。^[73]换言之，不论合理与否，美国利益在主要国际组织内经常能够得到更多甚至过多的保护。然而，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这些组织的表现却截然相反。曾经在IMF任职多年且身居高位的一名经济学家批评道，该机构致力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却对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求漫不经心、冷漠以待。^[74](www.daowen.com)

在“双重标准”的指引下，IMF与世行迫使第三世界放弃了国家主导型政策。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自主性因此遭到严重削弱。^[75]而当它们确实陷入困境、需要布雷顿森林机构施以援手时，后者的所作所为却让发展中国家更加失望甚至愤怒。1997年，韩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即将告罄，不得不向IMF紧急求助。随后，IMF对韩国央行实施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干预，功效却乏善可陈。^[76]正如朱云汉所言，IMF给出的解救方案，实质是牺牲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来保障西方债权机构的短期利益。^[77]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愿向IMF申请贷款的真正原因：它们相信，与IMF提供贷款的可能益处相比，本国自主权削弱所导致的损失代价要高昂得多。^[78]在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境遇也没有实质性改观。虽然GATT／WTO为解决“发展赤字”而规定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区别待遇”原则，^[79]但事实却是：近20年间穷国在贸易谈判中所作的让步比富国更大、更多。^[80]

上述问题由于布雷顿森林机制的支配地位而愈加凸显。长久以来，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机构——IMF、世界银行、GATT／WTO作为规则制定者、维护者的形象根深蒂固。一些国家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甚至直接受到IMF与世行意见的左右。^[81]公共与私人部门对这些组织的认可，使它们掌握了衡量、评判各国政府是否“遵纪守法”的权柄。因此，即使是最为强大的国家也不愿站在它们的对立面。^[82]不仅如此，与发展中国家在理念上更为一致的联合国经济机构——如贸发会议（UNCTAD）、开发计划署（UNDP）等，则由于资金等方面的严重约束而难以对布雷顿森林机制形成制衡。这也就意味着，当发展中国家试图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案或求援对象时，它们常常发现自己“别无选择”。^[83]也正由于此，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贸发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警告发展中国家：“假如别的国家选择对抗和舌战的途径，我们是可以抵抗的。对于不切实际的建议和先发制人的要求，我们也可以置之不理”；“工业国的力量必须被视为对所有国家取得进步的一种保障；发展中国家如果通过故意造成的匮乏、卡特尔、禁运或者专断地没收财产等行动削弱这种力量，结果只会伤害自己”。^[84]

最后，不同时期、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绩效上极为明显的反差，给中国提供了最为直观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使其深切认识到：自主性对于一国发展的成败而言，可谓生死攸关。从纵向来看，战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经历了由迅速到迟缓的转折：1950—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年均增速超过5%，甚至在发达国家之上；此后25年间，其整体表现却是陷入持久的低谷。^[85]并非巧合的是，1980年正是新自由主义从幕后走向台前的分水岭；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日益成为标准、正统的政策建议，被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推销甚至强行施加于发展中国家。拉詹在回顾近现代经济史之后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是沿着这条看似合理的标准途径而实现迅速发展的；相反，真实世界中的事件次序通常是先有增长，然后才有机制变革。^[86]随着各种去规制化措施的推进，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起伏波动骤然加剧。^[87]据统计，1970—2007年共发生了124次系统性的银行危机。^[88]而这些危机和波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比在发达国家更为严重。^[89]阿姆斯登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内在联系，用她的话说，在美国金融业的兴起、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市场、第三世界经济增长转入颓势之间，存在着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90]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证是，拉丁美洲国家在开放前，亦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经济绩效甚至比开放后即20世纪90年代更为出色。^[91]

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区、国家之间巨大的绩效差异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增长乏力、成效不彰，而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和之后均有不俗表现。^[92]埃托姆认为，妨碍非洲各国发展的首要原因是它们“对北方国家的从属地位、以自身利益为代价服从北方利益的行为”。非洲国家此前数十年间提出过许多发展方案，但绝大多数都被布雷顿森林机构否决。于是，20世纪80年代共有34个非洲国家听从IMF与世行的建议，实施了结构调整，结果是其人均收入在1980—1988年平均每年降低2．6%，就业水平更是下跌了16%。^[93]与非洲相似，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未能取得预期成效，^[94]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升反降：拉丁美洲大国的人均收入在1900年约为美国的14%，到21世纪初仅为13%；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也从7%降至3%。^[95]对此，张文木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拉丁美洲的发展呈现为“一种有和平但没有崛起的模式”，即“依附于西方资本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自主发展道路被弃置一旁，而国家命运操诸西方之手。^[96]反观亚洲各国，它们并未对新自由主义言听计从，而是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将国家与市场这两种体系、两股力量结合起来推动发展，缩小了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97]在考察其经验时，罗德里克发现，绝大多数成功的国家都实行了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生产力至上型”（productivist）举措；尽管产业政策时有失败，但不依靠产业政策就取得成功的例子却百不存一。^[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