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重大倡议以来，亚投行在域内外获得众多国家的支持，已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并且即将投入运行。以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和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标志，“一带一路”也从最初的设想进入了实施与推进阶段。鉴于“一带一路”、亚投行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和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2]其受到的广泛关注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国内外学界就此迅速跟进，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亚投行等新机制带来的影响或冲击，以及中国发起一系列新举措的目标或意图。有趣的是，各种观点之间似乎已呈现明显的“中西之别”。国外多有论者强调亚投行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的冲击甚至威胁，其运用的言辞往往暗示甚至表明了对中国的戒备与忌惮。例如，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前首席代表罗伯特·魏图（Robert Wihtol）认为，亚投行等倡议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的风险；不仅如此，某些由来已久且行之有效的治理标准可能因此遭到削弱。^[3]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帕乌拉·斯帕奇（Paola Subacchi）则相信，亚投行或许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但可能危及多边主义及善治的理念和实践。与魏图的看法相似，她也认为亚投行推行的贸易投资标准可能令全球经济陷入碎片化的困境。^[4]至于中国的目标，《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欧美主流媒体多以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的视角加以审视，从而得出大同小异的结论，即中国在试图削弱美国、日本的同时，扩张自身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5]亚投行是中国凭以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6]对此，美国史汀生中心的研究人员甚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亚投行造成的挑战，以“遏制中国过大的战略目标”。^[7]

与上述“怀疑论”“削弱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论者普遍的称许和认同。例如，一些学者认为亚投行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8]非但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经济机制，更将创造和带动可观的市场需求，有力维持世界经济的良性运转。^[9]

形形色色的褒贬之见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有着共同的缺陷或盲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讨论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更多地停留在对事件本身的回顾、阐发阶段。^[10]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在现有条件下，相关视角约束甚至阻碍了讨论的深入。无论“一带一路”或亚投行，都还只是刚刚起步；与之直接相关的信息、数据、资料还远不够翔实丰富。受此局限，将重心放在事件本身的相关探讨，大多呈现出观点有余而依据不足、判断有余而论证不足的特征；该主题也因此面临着缺乏深度、厚度，甚至泛化、浅化的危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并无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呢？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尽管微观层面的具体信息仍有待充实，但战略性、全局性的宏观探讨完全可以同时展开。后一种分析路径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忽视以致付诸阙如，然而其蕴含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很可能并不逊色甚至超乎既有讨论。(www.daowen.com)

这也正是本章用意所在：我们希望能够弥补上述空白，提出有新意的问题，作出有价值的探讨。具体而言，我们试图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切入点，通过这些标志性事件来审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变及其根本原因。选择这一视角的理由还在于：任何关于“一带一路”、亚投行之影响，以及中国之目标或意图的讨论，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这一基本背景，就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言之成理的判断。因此，本章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看法是否发生了转变？如果是，其表现、特征及根本动因何在？

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本章首先将阐释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然后考察中国此前即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国际秩序观；以此为观照，再讨论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重点是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秩序观延续与变化的根本原因；最后回到“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结合本章主旨，就其前景与面临的关键问题略作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