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和国内现实发展需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提出的构想，是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顶层设计，是促进中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路径，是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实践区。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立足基本国情、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和要素资源禀赋条件，与时俱进地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战略。改革初期，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战略，既是统领国家整体对外开放的最大战略，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这一开放战略指引下，我国先后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在世纪之交，我国又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同时，紧紧抓住加入WTO的契机，积极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在继续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把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些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推动我国国内改革和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5]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保护主义抬头，既无法继续大规模进口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商品，也不愿继续承受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大规模贸易赤字。同时发达经济体开始塑造排他性的、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自由开放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被解体的困境，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将受到极大削弱，其全球市场空间与投资来源将被大幅缩减。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也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战略来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的开放战略主要集中在“引进来”，但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周边低成本国家转移，传统的开放战略亟待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显著，国内市场容量巨大，资金实力雄厚，在新一轮对外开放过程中，既可以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吸纳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也可以为它们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逐步有能力满足其外部市场与资金需求。^[6]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传统开放战略基础上进行的开放战略的转型和升级，顺应了我国经济成长的客观规律。传统开放战略强调的是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雄厚资金等发展国内市场，并满足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需求。而“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不仅需要国内开放市场，引进资金和技术，还需要主动开发培育欠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将中国的资金、技术投资到这些经济体，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拓展新空间。传统开放战略大多仅侧重于涉外经济的某个领域或某些方面，开放的内容和范围不够全面，开放的路径和重点也不够清晰具体，有的甚至至今仍无相应的规划和可操作的实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突破了以往开放战略的单一性和局限性，而且融合了这些战略的契合点和交汇点，从而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统筹我国出口和进口、引进来和走出去、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具综合性的对外开放战略。^[7]“一带一路”倡议是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顶层设计，对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

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态势。尽管中央先后提出“两步走”战略思想、区域协调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但促进东西部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初衷并未完全实现。这种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不均衡开放格局，使得我国的发展空间缺乏战略纵深，国家安全具有显著的脆弱性。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滞后不利于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已成为我国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重要威胁。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无论是在能源和资源的进口还是在商品的出口方面，极易遭受域内外大国政策及对外战略调整的影响和冲击。^[8]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两个核心、两个枢纽、7个高地、15个港口和18个省份”，东中西部各个地区、省份都有不同的定位和任务。西北地区主要发挥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的区位、经济、人文优势，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建设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西南地区主要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独特优势，形成“一路”与“一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着力打通陆上连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并与长江经济带有机衔接，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中部等内陆地区要利用腹地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银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推动区域合作互动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内陆型经济开放高地。东部沿海地区要利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重点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9]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思路，以开放为先导，调动整合国内资源，优化开放整体布局，将从国内大通道建设以及东部产业转移两个方面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有相当大的区域在中国境内，将国内综合运输体系以及全国骨干流通大通道体系的建设，与“一带一路”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相联通，建立国内跨区域大通道和合作机制，能够将国内外“一带一路”沿线人流物流连接起来，促进沿线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国内大通道建设将消除中西部地区交通不便的障碍，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低成本生产的优势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配套能力也会增强，加之中西部地区人口众多、市场空间广阔，将为转移产业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消费潜力。在国内大通道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相连通的条件下，中国区域间产业布局调整和“走出去”战略能够有效结合起来，企业可以在境内外更广阔的空间内配置生产性资源和优化产业布局，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10]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实质性改变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交通条件与产业布局，对于我国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www.daowen.com)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是共同发展之路，只有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才能贯通“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相关国家占全球人口总量的六成多，但其经济总量却仅占全球经济的28．4%，与人口占比存在较大落差。与超过1万美元的世界人均GDP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6．4%。在49个沿线发展中国家中，27个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尚不足2 000美元，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8．3%。这些中低收入国家拥有近25亿的庞大的人口规模，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扶贫减贫任务。它们均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建设面临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由于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缺乏有效开发利用，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长期开发资金短缺严重制约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有效融入全球市场。而多边金融开发机构、双边援助机构和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比例却不断下降，援助附加的政治性趋强。如果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及基础设施建设得以改善，这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空间将十分广阔。^[11]

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向来高度重视发展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滞后是导致世界经济许多深层次矛盾的根本原因。作为新时期中国自主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总体性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发展视角，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中国前期的投入和带动，提升各方的积极性，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打造新的发展引擎。“一带一路”倡议从长期的发展经验出发，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发掘沿线国家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价格优势和市场优势，将其转化为推动沿线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帮助他们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推动区域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合理利用与经济一体化，从根本上改善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绩效。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以及国际产能合作能力，能够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助推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梦想。

“一带一路”倡议是首次由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方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有着显著差异。一是秉持平等的共同体意识；二是坚持开放合作的模式；三是倡导和谐包容的理念；四是实行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五是追求互利共赢的目标。

（四）“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实践区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深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递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五位一体”的清晰脉络，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描绘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好前景，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12]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进一步深刻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实际上明确指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目标与原则。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在这种情形下针对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与实现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只是简单虚幻的外交辞令，而是体现在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战略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设想和实践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高举和平发展旗帜，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思想内涵、实现途径、目标指向上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之一。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但中国并没有走西方列强侵略扩张、强买强卖的老路，而是主张在主权平等、尊重各方意愿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与现实发展需求提出的一项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它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奏。“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为导向，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抓住互联互通这个关键环节，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以及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把中国发展同相关国家发展紧密结合，把各自发展战略和合作规划有机对接，扩大地区投资和内需，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从而带动提升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改善地区安全环境。^[14]“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积极参与推进的重要国际议程。“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历史必将证明，“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实践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