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有关中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容中，出现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一新提法，而在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这表明中国开始从以前被动的、危机应对式的策略性参与向积极主动的战略性参与转变，这就要求中国主动参与设置议题，争取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进程。这一转变既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义务所提出的要求。从这次金融危机演变至今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完全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相比于以前“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符合现阶段国际力量对比的更务实的提法。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许多国际事务尤其是经济问题，缺少中国的参与就很难有所突破，这已是不争之事实。但中国能否成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众所周知，当前主流的国际体系规则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些国家自然会想方设法为自身谋取最大利益，中国的积极参与必然会与既得利益者产生冲突，尤其会削弱美国的霸权。美国当然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把它本来独享的利益与中国分享。这从IMF投票权份额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虽然美国赞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但它只是向欧洲国家施压，压缩欧盟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以转移给新兴市场国家，却仍然保持自己原有的份额，从而确保其对国际货币体制的一票否决权。

正是这种美国实质操控IMF的局面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其援助时受制于人。IMF在提供贷款时往往附加开放市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条件，这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也是为何部分学者把全球治理看成西方发达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借口。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心，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接受采访时指出，“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国际社会各方要普遍参与、普遍受益，方式应当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平台主要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依据是公认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和惯例。“全球治理”应该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而不是相反。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渐进性和复杂性，不应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一方面，基于中国目前的国力，当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这也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对自身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在处理多边事务时尽可能联合多方力量，防止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矛盾焦点。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仍然应该坚持以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为核心，逐步提升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以及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而在安全领域，应以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为主，以地区安全治理为基础，逐步积累应对全球安全治理的经验和实力。

在关于具体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上，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三个“推动”：第一，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二，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第三，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其实，这三点措施的关键是发现和扩大共同利益，这与中国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所指出的“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是一致的。(www.daowen.com)

当然，只有共同利益并不够，因为还存在利益的分配问题。现实主义者坚信，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仅关心绝对收益，而且更加关心相对收益。格里科就认为，在任何关系中，国家的基本目标都是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互关系中能力的优势。斯坦则认为，如果行为者试图将相对收益最大化，那么共同利益就不复存在。因此，当国家过于关注相对收益，即分配问题严重时，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全球治理就会非常困难。解决方法之一是更加公平地分配收益，但这样做的代价往往非常高昂，或者会十分困难。另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制度中的成员数量，缓解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成员数量增加会相应增加单个国家在考虑相对收益时的复杂性，但更重要的是，增加新成员往往带来新的议题领域，从而导致把不同国家在不同问题领域中的收益联系起来，降低对某一个问题领域内相对收益的关注。所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必须更多地依靠多边外交渠道。

正如有研究所指出，全球性问题与议题是不同的概念。全球性问题是指客观存在的涉及并影响全人类的、需要共同努力以解决的困难、威胁或挑战。而全球性议题通常指所有全球性问题中最受关注并被纳入国际社会议事日程中，各国通过国际制度或非制度安排讨论、合作并努力达成一致的问题，这意味着议题设定决定着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影响未来全球治理的模式。所以，议题设定目的的公正度与合理性、治理价值观与目标的统一度、制度与非制度安排的透明度、各国发展水平和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差异度、治理模式的完善度等一系列变量都影响着最终的治理效果，各国在不同区域和领域的利益分歧也势必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重构而激化。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在参与议题设定的过程中，应该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实质就是选取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当现阶段欧、美、日发达经济体陷入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时，他们已经无力完全依靠自身来承担这种成本，自然希望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GDP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来分担他们的重担。但中国要想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前提是其付出的代价是现阶段的中国能够承担的。金德尔伯格在分析这种公共成本时指出，领导国必须“接受体系的过剩商品，维持投资资本的流量和将它的商业票据贴现”。简单地说，就是要维持世界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并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角色转变的轨迹：从最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转变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形成了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