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来看，全球治理学说带有更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这从它强调国际合作，重视非政府行为体特别是把国际机制放在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都可以看出来，而这也正是（新）现实主义者对全球治理始终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全球治理不是什么新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国际规制和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国际利益或者权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治理也是在国家之间共同同意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根据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便得出国家主权受到侵蚀的论断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在现实主义者眼里，民族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将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行为体，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只有在符合共同国家利益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

实现有效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国际制度的建设，而制度建设的主要途径是建制、改制与转制。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对于全球社会的治理与稳定、发展与进步至关重要。但由于历史原因，现有制度存在不公正及失灵的现象，特别是那些具有分配性和程序性霸权的“硬性规则”。它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争议性，决定谁可以得到更多，谁可以得到更少，谁能得到什么，谁什么也得不到。这意味着改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国家尤其是大国对此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全球社会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具有重要分配性、程序性和权威性的制度进行改造反映出来的。“转制”与“改制”相关联，涉及不同国家尤其是那些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面对主要由强国设计并代表其利益的既定的制度。“转制”是指改变上述既存制度，更主要的是指那些后进国家如何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事模式和国内制度，接受和参与这些国际上已被接受的制度，按照制度的框架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和规定自己的行动。对治理的需求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政府的形成，“如果存在有效治理，它多半是通过政府间合作、跨国网络而非一个世界政府达致的”。治理成功的关键是贯彻多边主义原则和实践原则。所有的行为体，尤其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实践中，特别是在解决全球、区域、次区域、其他多边与双边以及国内问题的合作性实践中，融合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把全球观念付诸实践，通过全球广泛参与的、以国家共同治理为中心的不懈实践，达到全球范围内合作共治的目的。(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