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国际贸易发端之初，以成本为代表的比较优势是驱动贸易发生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40年来，高强度要素投入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产业模式，伴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稳步发展。高强度要素投入，亦即资源密集型生产方式，在贸易价值链中低端锁定下，中国必须以要素富集及要素成本低为条件进行国际贸易。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资源贫瘠状况日益凸显、要素成本居高不下；与此同时，企业整体利润率不断下行，企业参与生产与出口的门槛要素生产率高企，传统高强度要素投入驱动的产业模式、生产经营模式对价值链贸易的适应度较低。制度红利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政府职能体制建设、政商关系及“市场—政府”边际关系为核心的制度禀赋建设，成为改革开放及国际贸易改革的延拓边际所在，也是掣肘改革深化的现实桎梏所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不完全契约摩擦、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完全等制度摩擦，依然是制约改革发展的关键要素。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了“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着力从多维度建设契约平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义乌国际贸易改革，涉及显性制度与隐性制度等多层次制度摩擦。在遵循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蓝图基础上，义乌国际贸易改革更需深植于自身经济禀赋特征，推进贸易体制广域改革，廓清贸易改革与发展过程之中的“市场—政府”边际，理顺国际贸易体制机制，发展关联于贸易的市场主体准入制度、企业投融资制度、进出口税收制度、金融市场体制、检验检疫与清关制度等，深化推进行政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强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建设。(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