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Krugman，1979）强调贸易政策相机决策下的产业培育与发展。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呈现出非产业内贸易的形态，贸易的存续发生，逐渐脱离了规模经济框架下的多样性产品流转，价值链贸易成为规制贸易发展的经济理路。在价值链贸易框架下，中国贸易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义乌的主要贸易产品都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百货类产品，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层次不高、质量参差不齐，贸易结构低质化偏向明显。

与此同时，固有低成本优势随着人工等要素成本的增加而日趋式微，基于规模经济等形成的成本比较优势无法成为维系贸易发展的驱动力，贸易发展的低成本路径可持续性存疑，推进贸易驱动力改革，将贸易发展从成本比较优势驱动向非成本比较优势驱动是贸易体量存续的必由之路。非成本比较优势驱动下的贸易发展，必然植根于产品的高附加值水平。在现有的贸易价值链图景之中，具有较高上游度水平的贸易环节占据既定价值链更大比例的价值份额，主要集中于产品的研发、创意设计、产品的销售与高端制造等。义乌国际贸易发展聚焦于小商品的大宗贸易，与此同时，市场集聚溢酬、规模经济报酬、范围经济溢酬等构成义乌模式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基础：一方面，挖潜市场集聚溢酬、规模经济报酬、范围经济溢酬的比较优势边际，固守义乌国际贸易路径依赖是维系义乌国际贸易发展的短期举措之一；另一方面，在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价值链贸易体系下，破局义乌国际贸易改革绩效边际的“杠杆解”更在于如何实现义乌国际贸易改革与国际贸易发展的价值链贸易嵌入，主动融入贸易价值链之中，提升产业、贸易的上游度水平，摆脱价值链贸易的中低端锁定困境，更易成本比较优势的路径沿袭，实施价值链贸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而以贸易协同产业、区域经济的发展。(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