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中探讨了“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指出“实施新经济政策不仅是政策转变，而且是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改革开放从广度、深度延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搭建了宏观调控与市场驱动并立的体制机制体例，发展模式从源头上倒逼了体制模式的发展。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经济从计划式粗放型发展向市场化集约型发展转变，这一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得原有基于行政性分权的“行政社会主义经济”趋于式微，市场经济内涵的发展内生地催生了经济性（市场性）分权对行政性分权的替代。经济性（市场性）分权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并轨发展，解决了“分权的行政社会主义经济”行政分权与市场经济的背离困境，理顺了政府与市场、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逻辑贯性，为义乌国际贸易改革奠定了发展模式与体制模式耦合式的体制机制基础。

【注释】

[1]吴敬琏：《论竞争性市场机制》，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2]1985年9月2—7日，巴山轮由重庆起航驶向武汉。邮轮上正在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有60余位中外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这次会议是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史称“巴山轮会议”。
在“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分析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把一切经济体制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行政协调，第二类是市场协调。在第一类中，又可进一步分为直接行政控制（IA）和间接行政控制（IB）；在第二类中，又可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B）。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

[3]摘自科尔奈1985年9月在“巴山轮会议”上的讲话。

[4]徐锋：《优化我国外贸产业组织的探索》，《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4期。(www.daowen.com)

[5]马淑琴、邵宇佳、王彬苏：《价值链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周期的联动》，《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8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6]义乌国际贸易改革的背景是与国际贸易驱动力嬗变的历史叙述相关联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贸易的深层驱动力也经历了更替。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阐释了多边贸易中一国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对于贸易的驱动作用；新贸易理论则着重阐释了不完全竞争下规模经济对一国国际贸易发轫、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新国际贸易理论厘清了市场微观主体企业的异质性对于宏观贸易的微观驱动机制。国际贸易的生产分割与离岸外移问题表征了价值链贸易问题，价值链贸易范式的跃升为义乌国际贸易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系统；贸易价值链与经济地理的双元驱动使得国际贸易改革的内涵得以丰富，贸易改革的要素也拓展为统摄要素流转、产业发展、区域协同等耦合要素集。

[7]P.Krugman在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MIT Press，1999）一书中便探讨了经济发展区域的经济禀赋依存性问题及产业基础问题。对于以专业市场为驱动的“点状”经济发展而言，具备较好产业梯度依托与经济区位依托的禀赋优势，往往能够形成以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与特色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范式，义乌专业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具备这一经济地理特征。

[8]D.North在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一书中阐释了制度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制度摩擦规制是经济改革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