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改革，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与产业经济地理的调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梯度体系的形成，贸易改革的内涵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从国际贸易改革全域来看，国际贸易领域的短板在于对外贸易体制与产业结构的失范问题，而就义乌国际贸易改革来看，则主要聚焦于产业集聚下“市场—产业”驱动问题，即如何通过国际贸易改革，建立健全国际贸易体制机制，形成在市场配置驱动下，在政府宏观调控优化引导下的贸易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国际贸易改革的制度红利，推进市场经济体系驱动下的县域、省域及区域产业的内源耦合，形成具备宏观统筹特征的县域、省域及区域产业格局，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改革所面临的改革旨归问题，也是保持义乌国际贸易县域样本活力，建立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三产结构分别为28.2%、47.9%与23.9%，国际收支中经常出现项目逆差，出口体量小于进口体量，贸易主要集中于商品贸易，产业结构对于贸易需求的契合度不高，且主要产业结构梯度布局不完备，集中于粗放型工业产品的生产，在出口层面呈现出出口产业比较优势缺乏、产业梯度不明晰等现实产业特征。产业结构约束下的国际贸易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显著特征，如何搭建完备的产业梯度体系、构建具备高中低配置合力的产业格局是改革开放初期，横亘在中国国际贸易发展面前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但总的看来仍以传统产业为主，存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率低、服务业比重低、产业总体水平不高的现象。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后半阶段，第二产业在GDP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传统的农业却后继乏力，比重持续下降。中国已经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距。

总体而言，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7.9%，但是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10.6%，降幅非常明显。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转为下降，进入90年代以后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变动比较平缓，2008年和2009年的差距只有0.1个百分点。可见，第一产业的比重比较稳定，未来的变动趋势将会很小。

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在GDP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48.2%下降到1990年的41.3%，到2007年达到峰值50.3%。在这期间，曲线呈波浪形，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从2007年起，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回落。从整体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自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一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在1983年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02年以来却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到2007年达到波谷。2002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仅为3.1个百分点，由于第二产业过快增长，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的比重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007年起，由于第二产业增速放缓并且呈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迎来拐点，反弹力度比较强。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看，第三产业还将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期。(www.daowen.com)

从1978—2009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总体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迅速成长的工业未能对农业提供应有的技术改造和服务；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制约作用也相当突出。根据国际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分析，中国产业构成比例不合理，产业结构仍需改善。

农业内部结构有待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形成了较好的格局，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农产品总量供给无法满足工业化需求；同时，农业结构特别是品种、品质结构尚待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当前中国农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是：受土地、水资源的约束，农产品生产从总量上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业化提出的需要，农业结构调整在资源空间上受到极大限制；受技术进步滞后影响，中国农产品生产规模大，但品种不优、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后对农产品提出的优质化需要。二是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农产品的加工比例低，目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只有0.43∶1，而发达国家大都在2∶1以上，特别是在农产品加工中，中国初级加工比重大，深加工不足：农产品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也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四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快速工业化并不能及时为农业提供足够的现代物质装备，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第二产业结构重型化。从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后半阶段。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工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工业化加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工业实现增加值12.9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9%，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3%，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42.8%，对国家税收贡献率达到50%。同时，钢、氧化铝、水泥、原煤、化肥、微型计算机等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导致资源分配不均，更多的资源投入重工业。以钢材为例，2003年中国钢产量虽高达2.2亿吨，居世界第一，但同年进口钢材仍超过3 000万吨；2004年钢产量增加到2.7亿吨，但仍然进口了2 931万吨。国内市场钢材需求旺盛、钢材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了我国对钢铁工业的投资，2007年全国钢材产量达到了5.65亿吨。由此可见，中国重工业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工业结构重型化趋势十分明显。1978—1992年间，轻重工业的比重基本相当，变动不大，但是从1992年起，全国积极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工业改革向广度、深度发展，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加上投资需求的迅速回升，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从统计数据曲线中不难发现，1997年以前轻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呈波浪形，1997年开始两者之间的比重差距逐步拉大，到2004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了最大值，其中重工业增加值在当年的工业增加总值中占了75.9%之多，而轻工业仅仅只占24.1%。从2005年开始，重工业增加值较大幅度回落，而轻工业也相应上升，两者之间的曲线趋于平缓。但从整体上来看，轻工业由1992年的49.9%下降到2009年的29.4%，而重工业则由1992年的50.1%上升到2009年的70.6%，轻重工业的比例差距明显拉大，重工业化特征日益显著。重工业化对中国经济结构带来了重大影响，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重新步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从而导致了资源价格的上涨。2010年，由三大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展开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如火如荼地进行，但由于中国的刚性需求大，在谈判中处于劣势，这种情形还将长期持续下去。2000年起铁矿石的价格翻了将近5倍。这种因资源价格暴涨而带来的影响就是供求关系的失衡，国内许多的大型钢厂苦不堪言。据调查研究显示，2017年中国钢铁行业的销售利润只有2.43%，大大低于国内5.47%的工业平均销售利润，微利甚至亏损的国内钢铁行业举步维艰。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生活状况。如今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平均达到65%左右，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在30%～40%之间徘徊。中国的第三产业十分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及世界相关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尚显不足，其增加值在GDP增加值中的比重偏低，远远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②第三产业现状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及所处的阶段很不相称，对GDP的贡献也远远低于其应有的贡献，其发展速度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导致其中不少行业的服务产品供不应求，服务价格上扬，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务需求。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过程，需尽快解决以避免造成恶性循环。③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不仅远未达到现代化标准（即45%以上），而且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发展还很不成熟。④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得到了优化，但劳动力配置质量有待提高。从从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配置不合理，技术含量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兴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传统产业如餐饮业、零售业沉淀太多低素质的劳动力，这两个行业的就业比重上升较快，仍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而适应经济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要求的产业（通常是提供服务型生产资料的行业）就业人数却不足，就业比重呈下降趋势；非市场化经营的产业如科教文卫，就业比重下降得较快^[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