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从经济层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与旧体制桎梏间的矛盾。有关改革经济领域旧体制的问题最早于1956年被提出，进而党、政、学界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广泛且深刻的讨论，激发了针对这一问题的充分研讨与思想激辩。此后，国家逐步围绕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与方式，从国家管理体制、二元经济体制变革等多个层面展开了对经济领域的改革。纵观这一改革历程，一以贯之的是有关中国经济转型思想的萌发与思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并完成了对思想政治及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会议一方面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另一方面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启动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这标志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端。

198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农村至城市的二元经济体制革新，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只有新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以后，我们才能说‘起飞’的体制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了”^[1]。变革实践催生了对经济思想的诉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山轮会议”^[2]顺利召开，会上各代表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商品经济改革的深化路径及如何通过微观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展开了深刻且广泛的思辨，这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思想启蒙，将经济体制的改革要义逐步聚焦为“政府-市场-企业”的边界与边际问题（Boundary and Margin Issue），将改革思想统一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及其路径问题上，从而“摸索”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改革思想的统一。(www.daowen.com)

中国国际贸易改革也正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下形成的，一方面承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建立和发展期（1949—1978年）的历史成果；另一方面紧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开启并逐步经历了国际贸易改革领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与发展期（1979—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下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与发展期（1992—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深化与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期（2001—2017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广域改革发展期（2017年至今）。这些不断有序拓展并深化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际贸易改革路径、发展目标与体制机制。

国家宏观层面下的国际贸易改革，也为义乌国际贸易改革提供了改革图景与历史叙述。这一方面解放了改革初期的思想禁锢，激发了义乌国际贸易改革的思想推力；另一方面滋养了改革发展的创新内核，推动了义乌国际贸易改革的县域样本的构筑与重塑。制度约束或者说制度摩擦缓释下的改革图景、改革动力与改革内核，为义乌国际贸易改革提供了制度依托，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砥砺前行，引致了义乌县域改革以市场为改革手段与改革旨归，建立了从市场改革为切入点的改革自觉与路径依赖，为改革突破了现实图景禁锢与历史叙述桎梏，求真唯实，为不断倒逼改革深化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