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1　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来检验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首先，通过全样本回归检验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见表21-3（1）～（4）列，考虑到全样本中关于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可能受到2012年中央政府领导换届后反腐力度加大带来的影响，其次，本章剔除2012年之后的样本再次检验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3列（5）和列（6）。其中，因变量为研发经费的对数，自变量为企业家能力指数。

表21-3　企业家能力与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列（1）和列（2）是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家能力越强，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列（3）和列（4）检验了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其中列（3）只考虑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对创新的影响，列（4）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各分项指数中，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仍占据主要地位，对于具有长期效应的研发创新并没有表现出普遍的热情。企业家人力资本（EH）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这符合理论的预期，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越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对企业创新有积极的作用，企业家社会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满意程度，提升公司价值（王端旭、潘奇，2011），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对创新有积极的作用。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同样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是因为企业家关系网络一方面可以为企业发展带来一定的资源；另一方面，在社会各方面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关系网络可能为企业寻租提供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新投入的增加。

列（5）和列（6）考察了在2012年中央政府换届之前的企业家能力与创新的关系。在换届之前，反腐的力度并没有足够的威慑力，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及分项指数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和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依然与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企业家人力资本（EH）对创新存在消极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一些企业家越来越热衷于学位的帽子，通过MBA和EMBA等在职培训来扩展自己的关系和人脉，企业家人力资本并没有实际的提高，不仅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有限，还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

国有企业负责人大都由政府选拔并且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其行为往往受到政府干预；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大多来自市场选聘抑或来自家族内部或直接就是创始人，其行为与企业家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检验不同所有制下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另外，一定数量的政府补贴可能对企业创新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企业家也可能通过寻租来获得高额补贴，这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企业家能力。这里将补贴分为低补贴和高补贴，分别来看两种情况下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21-4为不同产权性质和补贴力度下企业家能力和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表21-4　不同产权性质和补贴力度下企业家能力和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激烈的市场竞争涌现出了大批的职业经理人，高额的薪酬吸引了大批高能力的经理人进入非国有控股公司。列（1）是非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家能力总指数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的控制变量以及年份、行业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总指数与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2）是非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企业家人力资本（EH）和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企业创新投入有积极的影响，但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列（3）和列（4）分别是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和各分项指数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的变量之后，列（3）的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家能力总指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从列（4）的分项指数来看，国有控股公司只有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国有控股公司存在内在的偏好，比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容易通过关系网获得信贷和补贴，因此，对研发投入有积极的作用。其他分项指数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和企业家人力资本（EH）则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来自政府的任命，很难摆脱行政化的领导方式。即便是具有高能力的高管进入国有企业，但由于薪酬限制及体制束缚，企业高管更有可能放弃创新而追求政治地位的提升。

列（5）回归结果显示，低补贴时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6）的分项指数也同样显著为正。但是高补贴时的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列（7）]和分项指数[列（8）]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是因为政府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政府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从而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企业为了获得高的政府补贴必然要和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也可能出现寻租等现象，特别是在反腐败力度比较小的地区，补贴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会对企业家能力造成一定的损害。另外，企业获得了高额补贴也不一定会全部用于企业的研发投入。

21.4.2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前面对企业家能力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验证，那么，反腐败对二者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大批腐败官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不仅对政府官员有很大的震慑作用，而且也迫使企业改变以往拉关系的策略。因此，本章推测反腐败能够优化企业家才能配置，减小官员腐败对企业家能力的“挤出效应”，激发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表21-5是企业家能力、反腐败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采用企业创新投入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家能力以及企业家能力与反腐败的交互项，交互项表示反腐败如何加强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积极作用。为了避免方程设定的偏误，不仅对企业家能力总指数，还要对企业家能力的分项指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1-5所示。

表21-5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及创新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21-5为企业家能力、反腐败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的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中交叉项的多重共线性，这里对分项指数及其交叉项分别进行回归。列（1）为企业家能力总指数的回归结果，列（2）～（5）是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的回归结果。列（1）中反腐败、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和交叉项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并且反腐败力度越大，越会加强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效应。这说明反腐败让企业家能力更多地用在创新方面，激发了企业家创新的动力。

列（2）中企业家战略能力（ES）与反腐败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反腐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增强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衡量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反腐败对国内现有的政商关系产生了冲击，而无法对企业国际业务产生影响，造成交叉项并不显著。列（3）中反腐败、企业家人力资本能力（EH）及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强化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创新的积极影响。有意思的是，与表21-3、表21-4中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相比，列（4）在加入了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后，企业家关系网能力（EN）与创新的关系显著为负，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研发投入产生了消极作用。但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与反腐败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反腐败增加了企业政治寻租的成本，减弱了关系网络能力（EN）对企业创新的负效应，一些企业开始改变依靠政治寻租获得发展的策略，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反腐败对政商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企业家需要一定时间调整与政府的战略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反腐败将有利于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列（5）反腐败、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及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这说明随着反腐败力度的提高，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对于创新的正效应会得到强化。这是因为企业家在将资金用于社会服务时，企业会获得较好的声誉，从而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更加利于创新。

21.4.3　不同所有制的回归结果

在前面的研究中（见表21-4），我们发现产权性质将影响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作用，国有控股公司中只有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企业的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本部分将区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检验反腐败对企业家能力与创新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1-6。(www.daowen.com)

表21-6　分所有制反腐败及其与企业家能力交叉项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列（1）是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反腐败以及两者交叉项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年份和行业以后，企业家能力总指数、反腐败以及二者交互项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这表明，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来说，反腐败促使企业家能力向创新方向配置，并且减少了不当政府干预对企业家能力造成的挤出效应，因此，反腐败对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创新有积极作用，并且反腐力度越大，企业家能力对创新影响的正效应就越明显。从列（2）、（3）、（4）、（5）的四个分项指数看，列（2）中战略领导能力与反腐败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反腐败并没有导致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非国有控股公司产生更强的创新作用；列（3）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反腐败及其交叉项都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影响，这说明对非国有企业来讲，反腐败使得企业家人力资本更多地用在了企业创新战略上，因此，加强了人力资本能力（EH）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列（4）中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创新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说明非国有控股公司过分注重企业关系网络特别是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创新不利，交叉项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列（5）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反腐败及其交叉项对非国有控股公司创新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反腐败净化了企业经营环境，强化了社会责任能力对创新的正效应。

列（6）～（10）反映了反腐败、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对国有控股公司来说，反腐败同样对企业创新有正向的影响，但是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反腐败力度对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与本章的假设一致，这是由国有控股公司具有政策工具性质，以及高管身份具有“亦官亦商”的特殊性导致的，这会造成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作用受到种种限制。从分项指数来看，只有列（8）中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家人力资本（EH）在加入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后对创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增强了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正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高管虽有部分是公开选聘，但最终决定权还在于上级主管部门，结果还是只从特定的“圈子”中选择。随着反腐力度加大和国有控股公司高管选聘制度的改革，使得国有控股公司的选聘更加严格，企业家内在的能力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家人力资本（EH）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进而能够促进创新。同时，列（9）中企业家关系网络（EN）和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反腐败改变了国有控股公司依靠关系网络来获得研发资源的现状，使得国有控股公司越来越重视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对创新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区别在于企业家能力是否能够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发挥作用。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来讲，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其倾向于聘用能力更强的企业家，并且企业家能力越强，其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就越大。而国有控股公司并没有按照严格的市场化方式来选聘高管，即便具有高能力的企业家进入国有控股公司也未必能更好的发挥其创新潜能，表21-4的回归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列（1）～列（4）]，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指数中只有关系网络能力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但下文的稳健性检验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依靠关系网络来获得创新资源的方法并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表21-9，列（10）]。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反腐败将冲击现有的政商关系，影响企业家能力的配置，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表21-6的回归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回归结果中更有趣的是反腐败对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家能力配置的影响，在反腐败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关系网络能力不再发挥显著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开始对创新产生积极的作用，这说明国有控股公司随着反腐败的进行也在逐渐冲破原有制度对创新的束缚，这就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铺平了道路。

21.4.4　稳健性检验

①由于反腐败变量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章以公务员工资平均水平为工具变量。选择公务员人均工资水平（salary）为工具变量，主要有以下原因：公职人员收入水平与反腐败密切相关，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较低，会造成人才流失，这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还有可能使官员过分依靠灰色收入而造成腐败问题的发生（公婷和吴木銮，2012）。关于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水平的高低一直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通过提高公务员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官员腐败的发生（万广华和吴一平，2012）。表21-7中列（1）通过运用工具变量，企业家能力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反腐败加强了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正效应，因此，以上结论支持了文本的观点。

②改变反腐败的度量方法，本章采用中央政府换届和巡视组巡视作为反腐败的替代变量，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即在模型中控制年份的固定效应，但不加入反腐败的两个间接虚拟变量。表21-7列（2）和列（3）分别是政府换届和巡视组巡视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换届和巡视组巡视与企业家能力的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2012年中央领导人换届后，反腐力度加大，导致企业的资金投向从过去的偏重加强政商关系转变为偏重加大创新投入，因为政府换届一般具有政策导向作用（王少飞等，2014）。2013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开始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巡视，重点是发现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这使得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一方面使得企业经营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企业也会做出战略上的调整，将重点放在创新上。这意味着控制腐败的力度越强，企业的创新产出就越多，该结果同样验证了关于反腐败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事实上，企业家的精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创新上，二是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上。在反腐败力度强的地区，企业会将工作重心放在创新上而不是忙于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进而企业创新能力就会更强。

③改变企业创新的度量方法。在前文中采用的研发经费投入只是衡量创新投入的变量，许多学者将企业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的重要变量，考虑到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在本章中采用企业发明专利的授权量重新检验了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创新的关系。表21-7中列（4）采用泊松回归得出企业家能力和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之间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得出了和前文一致的结论。列（5）利用发明专利授权量为因变量进一步检验了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中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反腐败加强了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效应，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21-7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创新关系的进一步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④表21-7中的回归结果只采用了企业家能力总指数（CCEIBNU）来做稳健性检验，考虑到产权性质和分项指数对结果的影响，在表21-8中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采用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创新产出并作为因变量，对企业家能力四个分项指数分别进行泊松回归。表21-8列（1）～（4）为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回归结果，列（5）～（8）为国有控股公司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对非国有控股公司而言，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企业家人力资本（EH）和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ER）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说明控制腐败优化了企业家能力的配置，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并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的观点。列（3）中的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是由于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建立和维护企业家关系网络容易使得企业家能力向非生产领域配置，因此，企业家关系网络带给企业各种资源的同时也会损害企业创新能力的建设，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与前文的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反腐败的作用虽然已经显现，但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还需要时间。列（5）～（8）探究了国有控股公司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列（6）中企业家人力资本（EH）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国有企业创新有显著正的影响，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家人力资本（EH）对创新的正效应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增大而加强。综合列（7）来看，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EN）与反腐败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观点，这说明，反腐败同样增加了国有控股公司政治关联的难度和成本，也带来了国有企业创新模式的变革，使得国有企业开始注重发挥企业家人力资本而非企业家关系网络对创新的作用。

表21-8　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分项指数、反腐败和创新关系的进一步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⑤考虑到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反腐败力度加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同样存在时滞性。因此，本章继续以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滞后一期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对滞后一期创新投入的回归采用GLS的回归方法，对滞后一期创新产出的回归采用泊松回归的方法，回归结果如表21-9所示。

表21-9　考虑创新投入和产出时滞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列（1）和列（2）分别是全样本企业家能力指数与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此结论与前文保持了一致。列（3）和列（4）为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与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列（5）和列（6）为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与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影响的系数并不显著[列（5）]，但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列（6）]。列（7）和列（8）是反腐败对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与滞后一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关系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反腐败与企业家能力的交叉项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加强了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正效应，也证明了本章结论的稳健性。在上文的结论中，我们得出反腐败对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本章在列（9）和列（10）的回归结果中，只报告了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分项指数的检验结果。列（9）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对滞后一期创新投入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对国有企业长期创新投入是不利的，但并不显著，反腐败与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的交叉项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反腐败并没有减弱企业家能力对滞后一期创新产出的负效应，但这并不能得出反腐败没有达到应有效果的结论。列（10）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对滞后一期的创新产出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这说明，关系网络能力对滞后一期创新产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反腐败与关系网络能力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减弱了关系网络能力对创新产出的负效应，同样证明了反腐败对创新影响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