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理论分析部分将遵循以下分析脉络。首先，明确企业家对创新的影响机制。企业家能力将直接影响企业家对创新方向的把握、创新动力的提供和创新物质的保障。因此，企业家能力越强，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其次，反腐败会带来企业家能力配置的转型。在腐败存在的情况下，企业家可能主动寻租或者被官员“逼租”，这将会造成企业家能力从生产领域错置到非生产领域，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的进程；反腐败将重构政商关系，从而增强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积极作用。最后，考虑产权性质可能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影响，因为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不尽相同。

21.2.1　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1）企业家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是什么决定了企业创新的成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家是否有企业家精神。因此，我们需要先探究企业家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方向机制。企业家指引创新的方向。企业家运用自身知识、市场信息及社会发展情况，提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最终目的，并发现创新的机遇。

第二，动力机制。企业家是创新的核心动力。企业家拥有一般员工所缺少的战略眼光及个人魅力，不仅能克服种种困难，敢于承担失败风险，更重要是有社会责任意识，因此企业家是整个创新过程的动力源泉。

第三，保障机制。企业家为创新提供物质、资金和人员保障的支持。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家要提供创新所必要的资金供给，并组建研发团队。

（2）企业家能力评价

研究企业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需要对企业家能力进行评价，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保证研究客观性的前提。Man等（2002）提出了中小企业的企业家能力维度，包括机遇、关系、组织、概念、战略、承担六个方面能力。Edgar等（2005）将企业家能力细化为19个指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和评估商业机遇的能力、决策能力、网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Dimitratos等（2014）提出了跨国公司集团子公司企业家的一组全面综合能力，其中包括：创新、风险承担、积极性、学习能力、跨国公司内外关系网络能力等。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注重对企业家能力的研究，分别从管理、战略、政府关系及社会关系方面评价企业家能力（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以上关于企业家能力的研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企业家能力的划分问题，要么能力划分过于狭隘，不足以涵盖企业家能力的所有方面；要么指标过于宽泛，不能明确企业家的核心能力。其次，关于企业家能力的测量问题，大多数研究采取主观性较强的问卷调查形式，最终会影响企业家能力测量的客观性。高明华等（2012）在总结以上两个方面的同时，将企业家能力划分为人力资本、战略领导能力、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四个维度，分别在四个维度下设计二级指标，见表21-1。

（3）企业家能力对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

第一，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方向机制。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与企业创新高度相关。高层梯队理论和管理者特征理论认为，由于受到市场环境复杂性的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受到其既有知识结构和价值认识如企业家接受教育的程度、工作经历等方面的影响。黄继承和盛明泉（201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蕴含了较多的信息，并会影响企业价值。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企业家不仅需要创新的激情，更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其受教育水平越高，他们在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方面的能力就越强，更能准确判断未来市场的方向，抓住创新的机遇。因此，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对企业创新有积极的影响。

第二，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和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动力机制。企业创新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企业家的战略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能力对于企业创新起着决定作用。Vassilis等（1998）研究发现CEO的特征特别是战略领导能力对技术创新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武亚军（2013）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企业家“战略式框架”思考和“悖论整合”的思维模式，将会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战略领导和决策能力将会对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家社会责任能力也是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企业不仅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的作用（周璐和王前锋，2013）。首先，企业家要以保证股东利益为己任，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减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能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压力；其次，企业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就会不断的开发新技术并应用新工艺生产一系列更环保更人性化的优质产品。(www.daowen.com)

第三，企业家关系网能力与企业创新的保障机制。由于法规不健全，市场不透明，企业会通过建立强大的关系网络，一方面，通过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在企业创新资源获得上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企业想通过关系网络来减少各种繁文缛节，尽快取得政府的各项许可，因为市场机遇很可能稍纵即逝（Leff，1964）。企业的关系网络越强，也就意味着企业越容易获取各种创新资源。但是这种关系网络的持续性要依赖于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成熟的市场环境。因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家能力越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21.2.2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创新

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创新至关重要，但其对创新的作用还会受到政企关系的影响。我们将企业家的活动分为两类：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选择进行创新型战略还是实施关系型战略，取决于两种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也将决定企业家能力进行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配置结构，其中政府官员的腐败将影响企业家能力的配置（Baumol，1990）。中国处于转型时期，政府拥有各种审批权，企业为了获得关键资源可能主动向政府官员寻租，另一种情况，在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官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决量，可能在一些审批环节设置关卡对企业家“逼租”，企业为了创新活动不受干扰不得不支付租金。

前一种情况下，企业家为寻求和维持与官员的特殊利益关系，不仅要耗费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有的甚至成为政治人物的附庸，还要承担官员失势的风险，这不仅无助于企业家能力的提升，还使得企业家能力向非生产活动方向配置，并且会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即使企业获得了一些关键资源也会将其用于短期获利较大的项目而不是用于高风险性的创新活动（贺小刚等，2013；杨其静，2011），企业最终会丧失核心竞争力。后一种情况，因为企业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企业产品的研发及上市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必然要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而腐败的发生必然会加剧这种不确定性（Anokhin，2009）。官员腐败行为具有武断性和任意性（Hoffman，2002），所以企业家很难预料到即将发生的腐败行为。一般而言，腐败高发的地区，其法制环境也不理想，企业家的维权成本很高，往往不得不服从于各种“潜规则”，这不仅会延缓企业创新的进程，使得不确定性增加，还有可能因涉嫌“行贿”而蒙受声誉损失，企业将会用获得的利润来弥补这种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高额成本，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加，最终企业的创新收益减少，因此，吸引企业家创新的门槛变高，造成企业家创新动力不足。

不论哪种情况，都导致了企业家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减少，冒险和创新的方向成了行贿和寻租，这直接导致企业家能力的配置转向了非生产领域。反腐败增加了企业家政治关联的成本，如果政治关联的成本大于企业创新的收益，那么企业家自然会将重点放在企业创新上（党力等，2015），迫使企业不得不改变已有的“拉关系”的策略，企业家能力的“错位配置”会得到改善，企业家维护政治关系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对企业家能力的“挤出效应”降到最低，还可以消除不合理的官商关系的“示范效应”，保证企业家专心致力于创新。同时，反腐败将官员设租通道关闭，改变了既有的“潜规则”，畅通了创新的渠道。无疑，反腐败会降低企业的成本，增加创新的机会和收益，释放企业家创新的激情和动力，企业家能力将更多地向创新方向配置。因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H2：反腐败力度越大，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就越强。

21.2.3　产权性质、反腐败与企业创新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会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首先，国有企业具有政策工具的性质（戴锦，2013），承担着国家的一些特殊任务，因此在政策和融资方面，政府对国有企业有内在的偏好。其次，国有企业的高管任命还没有摆脱行政化干部选拔的模式，造成高管身份亦官亦商。一方面，由于国企目标的多元性导致国有企业创新乏力；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高管存在一定的薪酬限制，高管对提高企业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动力可能不足，而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对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追求上（李小荣、董红晔，2015），这不仅是对企业家能力的一种浪费，而且由于追求政治前途而极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等问题。基于此，可能造成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作用有限。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反腐败似乎也很难促使国有企业高管将企业家能力全部用于生产性活动，激发企业创新。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主管官员拥有对国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而无法分享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加上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天然关系，这可能导致国企高管与官员合谋窃取国有资产而无暇创新，引发“隐形腐败”，如官员安排亲属进入国有企业任职或者直接获得公司股份，甚至“吃空饷”等。随着强力反腐，官员的腐败网络被打破，国企高管与官员勾结合谋的成本提高，这将为一系列国企改革措施的跟进铺平道路，国有企业高管会逐渐将其精力放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并将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设：

H3：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H4：相比国有企业，反腐败力度越大，民营企业企业家能力对创新的正效应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