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Teece（2010）从企业内部探索了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公司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除了对企业内部因素的思考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外部环境对创新的影响。陆国庆等（2014）证明了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王文春和荣昭（2014）认为房价的上涨对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可以延长企业的创新期。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潘越等（2015）从地方司法保护的角度来说明其对创新的影响，并提出改革司法环境，减少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企业创新。

上述研究中，不管是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创新活动最终还要受到具体决策者的影响，也就是说内部影响因素中的企业规模和外部影响因素中的政府支持及司法环境等，有可能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根本因素，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应是企业家，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是企业行为的最终决策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如高管任期、年龄（刘运国和刘雯，2007）、性别（李小荣和刘行，2012）、过度自信（林慧婷和王茂林，2014）等，企业家的这些特征最终影响的是企业家能力。企业家能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复合的能力即能力束，不能理解为单一的、孤立的能力（高明华等，2015）。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可忽略，并且经济结构等因素对两者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杜雯翠和高明华（2013）进一步检验了在不同市场结构中企业家能力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市场集中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家能力对提高企业绩效有“加速器”的作用。

如何让企业家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命题，正确处理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其中反腐败是保证和谐政商关系的前提。反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很难对腐败做出精确的定义。学术界一般认为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于风政，2003）。现实情况是官员腐败往往与企业高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官员腐败与企业家能力关系的研究文献相对匮乏，与之相关的是对企业家社会关系资本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企业家的政治资本关系对企业创新有较大影响，陈爽英等（2010）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资源对企业的研发倾向有消极的影响，袁建国等（2015）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认为存在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这种效应会在政治关联的第三年开始显现。政治关联的背后不乏存在利益输送，而利益输送极有可能存在权力寻租，引发腐败现象。腐败到底是影响创新的绊脚石还是润滑剂。Papadakis（1998）利用非洲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腐败对企业的产品创新不利。李后建和张剑（2015）就同样的问题得出贿赂等腐败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创新的“润滑剂”，但随着腐败程度的提高会变成创新的“绊脚石”，二者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www.daowen.com)

总之，现有的研究将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尚未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本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的微观数据和反腐败的宏观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