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1　描述性统计

表20-3所示为本章中共计9312个样本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见，超额管理费用（经过营业收入调整之后）的均值为0.0159，标准差为0.1051，最小值为-0.1833，中位值为0，最大值为0.2971。其中，最大值0.2971的意义为，寻租成本最高的企业会从营业收入中拿出近30%的资金用于企业寻租活动。我们再来看超额管理费用的增长情况，在2012年至2015年的4年中，超额管理费用增长量最大值为0.0718，最小值为-0.0977，均值为-0.0028。最大值的绝对值小于最小值的绝对值以及均值小于0，这两点大致能够说明在这4年中，超额管理费用降低的企业多于上升的企业。巡视组巡视情况均值为0.5801，说明受其影响的样本与没有受到巡视组巡视影响的样本基本上对半分，只是受到影响的样本要略多于未受到影响的样本，这也是中位值等于1的原因。ROE的均值为0.0484，标准差为0.7513，其中最小值为-29.881，中位值为0.0647，最大值为25.1686。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样本中各个企业盈利能力相对比较分散，平均盈利能力也比较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的均值为95.1666，标准差为310.0805，中位值是34.300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600与0。企业规模（lnsize）变量均值为21.9737，标准差为1.2940，中位值为21.812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8.5087与16.1167。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规模是上市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最大值是最小值的两倍，说明样本中企业规模分布分散，也说明样本选取兼顾了各个类型的上市公司，这也保证了实证结果的一般性。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0.4369，中位值为0.4283，标准差为0.4369，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994和0.8092。大股东持股比例描绘的是第一大股东持股的百分比，其均值和中位值分别为35.0965和33.3409，标准差为14.2054，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3.8264与62.6497，这也说明样本包含了各个类型的上市公司，进一步表明了实证结果的一般性。

表20-3　描述性统计结果

20.4.2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0-4所列是回归模型中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结果，从表中可以发现，超额管理费用eae与ROE在10%的显著水平下负相关，这初步揭示了超额管理费用与企业绩效的负相关性。而巡视组的部署情况xs与超额管理费用eae和超额管理费用增长Δeae均不相关。反映企业家激励水平的CCECIBNU与eae显著正相关，而与Δeae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的激励水平与超额管理费用正相关，而与超额管理费用的增长量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size与CCECIBNU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资产越是庞大，则企业家获得的激励就越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biggest与超额管理费用显著负相关，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对董事会的控制越强，就越是能控制企业家的寻租行为。与此类似的是，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与企业超额管理费用的增长显著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和两职合一对企业家的寻租行为都存在抑制作用。

表20-4　相关性检验统计结果

20.4.3　实证分析结果

（1）企业家寻租行为与监管力度的实证结果

表20-5所示为回归模型（20-15）的检验结果，在回归估计之前已经通过Hausman检验，卡方值为0（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不展示Hausman检验的结果），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20-15）与模型（20-16）进行估计。从表20-5可见，监管力度代理变量xs的系数为-0.0405，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中央巡视组的进驻调查部署对该地区上市公司的企业家寻租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得出提高政治环境对寻租、设租的监管力度能够对企业家寻租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H1。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家寻租行为显著负相关，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的程度越高，作为代理人的企业家代理成本也就越低，从而抑制企业家寻租行为。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企业家寻租行为越少，这一结果也很容易理解。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够保证企业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了外部监管（比如分析师、机构和中小股东）对企业家行为的监督作用，从而起到了对企业家寻租行为的抑制作用。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寻租行为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的寻租行为就会越少，这是因为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作用就会越弱，企业与企业之间完全依靠竞争，政府无租可设，企业家也没有寻租的必要。除此之外，资产负债率与企业家寻租行为正相关，这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家参与寻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总资产与企业家寻租行为不相关，这说明企业家寻租行为不会受到企业总资产大小的影响。

表20-5　监管力度与企业家寻租行为实证结果

注：*表示0.1显著水平，**表示0.05显著水平，***表示0.01显著性水平。

表20-6是模型（20-16）的回归结果，我们将超额管理费用EAE换为超额管理费用的增长量∆EAE。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xs的系数为-0.0574，p值为0.00，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监管力度的增强有效地抑制了寻租的增长（甚至是促进了超额管理费用的降低），这进一步地支持了假设H1。在控制变量方面，独立董事比例依然与寻租行为的增量负相关，这说明了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企业，董事会独立性越高，从而对于企业家寻租行为的监管力度可能就会越强，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独立董事起到了一定外部监督的作用。

表20-6　监管力度与企业家寻租行为增量实证结果

注：*表示0.1显著水平，**表示0.05显著水平，***表示0.01显著性水平。(www.daowen.com)

（2）企业家寻租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结果

表20-7反映了模型（20-17）的回归结果，在回归估计之前已经通过Hausman检验，得到卡方值为0，说明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超额管理费用与企业ROE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534，p值为0.00），这说明企业家的寻租活动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效应，这一点支持假设H2。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与企业ROE正相关，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生产具有规模效应，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产生相同产出的成本也就越低，盈利能力也就越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ROE也显著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董事会规模大的企业，其资产规模相对也就会越大，而资产规模越大，盈利能力也就会越强。除此之外，管理层持股与ROE也显著正相关，即管理层持股能够有更高的几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从委托代理模型出发可以得到其可能的解释，如果企业家持股，这可以将企业家个人的效用与股东的盈利紧紧地绑在一起，这样会减少企业家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从而降低企业家的道德风险，这样便促使企业家更加勤勉地为股东利益尽职尽责，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从表20-7还可以看到，寻租对公司绩效提升的效果不大，但是企业家能够在寻租活动中得到更多的政府资源。

表20-7　企业绩效与经理人寻租行为的实证结果

注：*表示0.1显著水平，**表示0.05显著水平，***表示0.01显著性水平。

（3）企业家寻租行为、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结果

表20-8展示的是模型（20-18）企业家寻租行为、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结果，在回归估计之前已经通过Hausman检验，得到卡方值为0，说明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变量cross表示在寻租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ross的系数为0.00004（这里由于CCECIBNU的数值过大，所以这个回归估计值绝对值较小，但是只需注意符号和显著性，其绝对值大小无意义）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寻租活动被抑制的条件下提高企业家的激励水平可以降低寻租活动对ROE的抑制作用。CCECIXS的估计系数表示在抑制了企业家寻租行为之后，提高对企业家的激励水平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所以假设3没有得到实证分析的支持，但假设4得到了支持。假设3没有得到经验数据支持的理由，可能有两点。第一，企业自身权责不清，在权责不清的企业中，企业家尽职尽责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玩忽职守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这就导致企业家激励提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不明显。第二，虽然政府官员的设租行为受到了抑制，但是资源依然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行业壁垒没有得到有效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受到外界因素所限制，对企业家激励水平的增加也难以影响企业绩效。

表20-8　企业家寻租行为、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结果

注：*表示0.1显著水平，**表示0.05显著水平，***表示0.01显著性水平。

从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EAECCECIBNU表示的是在xs=0即企业家寻租行为还未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提高企业家激励水平对是否在寻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上产生作用。其参数估计结果为0.00003，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企业家寻租行为未受到良好监管的情况下，提高企业家薪酬激励水平能够抑制寻租活动对企业绩效的负效应。这一点支持了假设4，即提高激励强度有助于阻止企业家在寻租过程中为谋私利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提高企业家激励水平就会抑制企业家的寻租行为，因为企业家作为独立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期望效用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动机，而在监管不力的环境下，一旦寻租行为能够提高企业的期望收益，对于企业家而言就有动机参与寻租。如果单看CCECIBNU的系数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其系数为0.0002，而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里可能的解释是，在整体上提升企业家的薪酬激励水平可以促进企业ROE，但是也可以说是高的企业ROE为企业家带来了较高的激励水平。这个内生性问题并不是本章研究的重点，这里仅仅可以得出企业家薪酬激励水平与企业ROE正相关这一个结论。此外，eaexs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示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活动对于寻租对企业盈利活动的负效应有抑制作用。不显著的原因是政府虽然加强了监管，但是依然没有真正地做到简政放权。

20.4.4　小结

根据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推导出4个相关假设。利用2012～2015年2332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超额管理费用作为企业寻租的代理变量，以中央巡视组的部署情况作为对企业家寻租行为监督的外生冲击变量，构造出4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4个假设一一进行实证检验。4组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如下结果：

模型（20-15）和模型（20-16）均表明提高监管力度有助于抑制企业家的寻租行为，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20-17）的结果表明企业家的寻租行为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假设2得到支持。模型（20-18）的结果表明，寻租活动受到冲击之后提高企业家的激励水平能够抑制寻租活动对企业绩效的负作用。但可能在监管力度提高之后，企业家权责依然没有明晰而导致其尽职动力不足，还有可能虽然政府官员的设租行为受到了抑制，但是政府依然掌握资源的控制权，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行业壁垒依然存在，使得不管怎样激励企业家都无法提高企业绩效，导致回归结果中，提高企业家激励水平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所以假设4得到了支持而假设3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