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　企业创新驱动因素

创新具有风险性、不可预测、长期性、多阶段和独特性等特点，因此鼓励创新的制度不容易设计。从企业内部来讲，对经理人和员工的激励和约束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风险偏好和创新动力。从外部来讲，许多因素也会直接影响企业市场竞争的压力，导致企业创新压力和动力的变化。其中，企业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外部因素。

（1）影响企业创新的内部因素

Manso（2011）指出，短期中对失败的容忍和长期中丰厚回报的结合是激励企业创新的最优机制。Ederer和Manso（2013）的研究发现经理人的薪酬与企业短期业绩相关性越强，经理人的短视行为就会越严重，他会更关注企业短期股价而非长期创新。赵子夜等（2018）通过构建CEO和董事长的能力结构指数探讨通才型还是专才型的领导人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他们发现通才型领导人显著提升了公司的研发费用、专利申请和专利引用。而且，这一结果在公司业务的地理和行业跨界度提升时更为明显。反之，当公司聘请了本行业相关经历的独立董事或者给予高管更高的股份时，通才效应明显削弱。Sunder等（2017）发现喜欢开飞机（有联邦航空管理局授权的飞行证书）的CEO，公司的创新性更强。以专利和引用数衡量的创新绩效更高，创新更多样化，有更多原创性创新产出。

管理学领域从企业家行为决策角度也做了大量的研究。Li等（2013）应用高管团队搜索的注意力理论，使用61个深度实地调查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样本，发现高管团队高密度地对非相关领域知识和信息的搜寻有利于企业新产品的上市。Lueg&Bor isov（2014）则发现，管理层长期薪酬所占比例越高，企业未来创新发展越好。贺小刚等（2016）发现，历史业绩会给企业家带来不同的反馈感知。消极反馈下企业家不同的可感知能力和落差状态下的修复能力也会对创新的行为决策有不同的影响。他们利用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消极反馈与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呈现出了一个倒U型的关系。

（2）影响企业创新的外部因素

创新值得研究，不仅因为创新具有独特性，而且因为影响创新和影响其他投资行为的经济因素不同。例如，郭研和刘一博（2011）发现高科技企业的资产规模越高，研发投入密度反而越低。金融分析师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可以促进资本支出，但He和Tian（2013）却发现更多的分析师关注度意味着更少的专利和专利影响力，因为他们会向管理层施压以达到或超过盈余目标，这会加剧管理者短视问题，而不会投资在长期的创新项目上。类似的，媒体压力（以媒体负面报道数量来衡量）也可能会导致经理人更加短视（即“市场压力假说”），而非负面报道数量和总报道数量却会提高企业知名度，促进企业创新（杨道广等，2017）。

股票具有流动性，会通过提高价格信息含量和降低资本成本促进资本支出，但对创新的影响却是负面的，因为股票的高流动性使企业面临敌意收购并吸引了短期的机构投资者。但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创新又有正向的作用。例如，徐欣和唐清泉（2010）、温军和冯根福（2012）研究了以研发投入衡量的创新投入和以专利申请衡量的创新产出时，发现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有不同影响。Guadalupe等（2012）、Bena等（2014）、Luong等（2017）都借助跨国研究，验证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带来更新的技术和组织管理方法，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张惠琳和倪骁然（2017）则发现中国背景下QFII持股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创新。

卖空会导致股价下跌，阻碍资本支出，但却对创新有利，因为这会促进信息产生，发现管理失职。He和Tian（2016）发现，卖空的事前威慑使得企业的创新产出规模和数量都显著上升，这可以由企业面临更强的来自卖空交易者的专利诉讼威胁所解释。Chu等（2017）发现，与创新能力较强的客户联系紧密也能够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SOX法案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盈余，提升信息含量。但Gao&Zhang等（2016）却发现，相对于“流通股在7500万美元规模以下的上市公司可以延缓遵守404条款”的公司，那些要按时履行该条款的公司专利申请和引用都有一个显著的下降，并且这个效用在公司在财务上受到限制、公司面临困境时以及有更高的诉讼风险时更加显著。

还有大量的文献从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创新。Shai（2015）通过对比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以及从未提出上市申请的公司的创新情况，发现撤回上市申请的公司突破性创新有了明显下降。虽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有经验的技术创新人员的离开，但企业获得资金的来源增加，他们可能会通过并购来注入新的血液，结果是IPO的申请过程改变了企业的创新追求策略。Acharya&Xu（2017）用美国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样本，发现公开上市对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外部融资需求，即在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上市公司比非上市公司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拥有更多的专利组合。但在依赖内部融资的行业，上市公司并不比非上市公司的创新力强。(www.daowen.com)

袁建国等（2015）以“资源诅咒”假设为基础，研究了2003～2012年所有公开上市的非国有企业，发现政治关联降低了发明专利数和专利总数，提高了研发投入，因为政治关联的存在缓解了企业市场竞争的压力，更容易获得融资，甚至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战略部署，可以接受牺牲企业长期发展能力的代价，以换取更多财政补贴。张一林等（2016）以及钟腾和汪昌云（2017）认为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创新，并且相比于银行贷款支持，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往往更易获得资金，因为它们能够以创新产品的潜在收益吸引股东投资。而银行业虽然能够有效克服企业信用风险，但对于不确定性较高的创新企业，银行贷款利息可能远小于这笔贷款承担的风险，所以银行不愿意为创新企业融资。刘波等（2017）则从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角度，探寻企业将一笔现金流用于创新研发，还是现金持有之间的最优比例；在“赢家效应”较强时，企业着眼于现金流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机遇”，“资助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刺激企业进行较为激进的创新研发，此时现金流不确定性会提升企业价值。反之，在“赢家效应”较弱时，企业更注重现金流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预防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促使企业进行更为保守的创新研发，此时，现金流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价值。

16.1.2　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Yuval（2007）和胡元木（2012）认为，独立董事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增加公司研发成本的投入，并提升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胡元木（2012）还发现：聘请技术独立董事能够提升企业的R&D产出效率，并且当上市公司董事会同时存在技术执行董事和技术独立董事时，R&D产出效率更高，而技术独立董事薪酬对R&D产出效率没有起到激励作用。

一些学者基于国外更详细的专利数据，分析了独立董事对不同种类专利产出的效果。Balsmeier等（2017）研究发现，独立董事会聚焦于技术更加密集型的领域；董事会更加独立的公司将在公司先前获得的专利领域取得更多的专利，对新的领域取得专利的影响不显著；企业专利引用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专利的增加，未被引用的以及高引用率的专利可能与更有风险的创新策略有关，原因是经理人将会付出努力去最大化在先前已被证明的轨迹的创新，但是对新技术轨迹的兴趣较少。Lu和Wang（2018）基于董事会与经理层管理保守主义（Managerial conservatism）的斗争，发现董事会独立性促进企业创新，主要集中在那些规模较大、非技术性行业、市场竞争较弱的、拥有更多负债，以及经理人被辞退风险较高的企业；他们还检验了薪酬激励作为提高经理人风险承担的机制，即更加独立的董事会往往有更多的以股权为主的薪酬激励，尤其是用股权提升管理风险承担。Sena等（2018）基于他们用创新产出和研发投入构成的生产函数，探究了独立董事会对腐败降低创新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他们用英国跨国公司控制的在30个国家子公司的样本在2005～2013年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数据，发现更加严格的董事会可能会减少腐败对创新的不利影响，并且在腐败程度更高的国家，更多的独立董事会倾向于将更多的资金投资于研发和注册专利。

16.1.3　既有研究的不足

从制度设计目标上来说，董事会不直接参与企业日常决策，而是通过监督高管，保护公司不受欺诈行为的影响，并就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向管理层提供建议（Fama&Jensen，1983）。因此，相比于直接分析董事会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考察董事会结构与公司战略决策，或内部治理行为（如高管薪酬制度、CEO更替、信息披露政策等）之间的关系更有意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外部董事有着更积极的监督作用，能够减少经理人追求私利。基于此，独立且有效的董事会对经理人的监督及激励也应当会影响经理人的风险承担，进而影响企业创新。

在我国现有制度背景下，也有诸多学者从多个视角，探讨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比如，企业规模和市场力量、政府R&D资助、债务类型、大股东治理、地方司法保护主义等，不过现有研究多采用R&D费用作为衡量企业创新，但R&D费用仅从研发投入一个方面考察这些因素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而创新产出情况才能帮助企业真正衡量创新方面的获利。近些年，随着一些数据库对我国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的收录，我们可以从创新产出（即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进一步探讨公司治理领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国内外一些学者也详细探讨了董事会对企业创新投入及产出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发现了董事会更强的监督会使得经理人倾向于在已有专利的改善和应用上花费精力，而非寻求突破（Balsmeier et al.，2016；Lu&Wang，2018）。然而还很少有文献探究独立的董事会对创新决策过程的作用机理。本章将聚焦研究独立董事是否会调整经理人和股东对风险的态度，以及企业的财务决策偏好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调节作用。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的变化，对独立董事的构成和作用也会产生影响，为了满足新的法律要求，企业往往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并形成适应新要求的董事会结构和决策模式。为了排除独立董事的内生性，我们借助了梁权熙等（2016）的方法，采用政策冲击的双重差分法拆解出独立董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