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限制私有制经济发展到改造私有制经济，从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历史变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央企及其下属企业共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各地陆续出台实施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那么，混合所有制是否实现了预期效果，通过交叉持股，互相参股，提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济绩效，获得更高的股本回报？哪些因素会促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哪些因素又会阻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对此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评判，对未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确定与措施选择更是事关重要。

尽管已有大量文献比较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效率上的差异，这些研究以国有企业改制为背景，讨论了所有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宋立刚和姚洋，2005；李稻葵和武常岐，2005；胡一帆等，2005；白重恩等，2006），大部分研究认为改制后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然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企业发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间未必在同一年；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未必是场一次性改革，同一个企业也可能在不同年份，在同一年份的不同时间都发生所有制的变更。因此，单纯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绩效比较，已经很难满足人们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评价的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几年来，涌现出一批利用微观数据，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的文献。表3-1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这些文献，从研究主题看，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向：

（1）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

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郝阳和龚六堂（2017）发表于《经济研究》上的《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这篇文章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和民营参股股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国有资本之间的股权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没有正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参股增强了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和离职对业绩的敏感度，国有参股减轻了民企的税负和融资约束，并且在市场化越低时异质性参股股东对绩效的影响越积极。董梅生和洪功翔（2017）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检验了国有股份比例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国有股比重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并且在考虑市场竞争效应后，最优国有股比例应当从45%提高到84.3%，或从51%提高到75%。赵斌斌和钱士茹（2017）利用2010～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混合所有制对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影响，发现股权分散度与企业绩效无明显相关关系，股权所有制混合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所有制混合程度对企业绩效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尽管这两篇文章都证明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提高企业绩效，无论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民营股份，还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股份，都会提升企业绩效，但影响的途径是不同。不过，这两篇文章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提高企业绩效，但正如朱克朋和刘小玄（2012）所言，效率更高的国有企业更愿意选择民营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存在“靓女先嫁”的现象（刘烨等，2016），但上述两篇文章使用的都是普通的最小二乘估计（OLS）或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FE），并未严格控制内生性问题，因此结论可能存在较多疑点。

（2）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

刘晔等（2016）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基于PSM-DID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后全要素生产率（TFP）显著提高，且国有控股型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还略高于完全私有化改革，而非国有控股型混改只在竞争性行业中对企业的TFP有提高作用。吴万宗和宗大伟（2016）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基于OLS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仅仅包含公有资本或者仅仅包含非公有资本的企业效率是相对较低的，而公有资本和其他非公有资本混合的企业是效率更高的群体，其中所有制越多元化效率优势越明显。赵放和刘雅君（2016）利用2010～2014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基于DEA方法，测算了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了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就其促进效果而言，主要体现在对创新研发效率的提升方面，而其在创新产出效率上的作用并不明显。在上述三篇文章中，刘晔等（2016）和吴万宗和宗大伟（2016）使用的都是微观数据，赵放和刘雅君（2016）使用的是宏观数据，与宏观数据相比，基于微观数据的检验更为准确。不过，刘晔等（2016）将混合所有制定义为国有独资企业中其他性质资本的进入，而吴万宗和宗大伟（2016）使用的是静态资本结构作为衡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法，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刻画不及郝阳和龚六堂（2017）。

（3）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融资状况(www.daowen.com)

冯埃生（2016）利用2010～2013年A股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混合所有制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发现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能力越低。汪平和兰京（2016）利用2000～2013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反映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股权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伴随着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下降和民营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有所升高，债务资本成本有所下降，而综合作用的结果则会促使中国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出现一个上升的态势。这两篇文章为理解混合所有制如何影响企业融资便利性和融资效率提供了证据，但文章对混合所有制的界定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汪平和兰京（2016）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征混合所有制发展，其实无法反映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态过程。

（4）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银行业

李永兵等（2015）利用2007～2013年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检验混合所有制对上市银行ROA的影响，认为股权所有制混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与转型。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权所有制混合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银行业务创新与财务绩效表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张乐和韩立岩（2016）利用2006～2013年16家A股上市银行的数据，检验国有大股东、外资大股东、民营机构大股东的持股比率对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发现民营大股东持股比率增加将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外资持股比率的增加将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会使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提高。而国有股、民营金融机构投资股及未流通法人股对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无显著影响。这两篇文章专门以上市银行为样本，分析了股权结构对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和总资产回报率的影响，不过，银行业十分特殊，银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多地体现在参股，因此，单纯用不同属性的股权占比代表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待商榷。

（5）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策性负担

陈林和唐杨柳（2014）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基于DID模型，检验混合所有制对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影响，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且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高于竞争性行业。张辉等（2016）同样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基于DID模型，进一步检验混合所有制、企业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过降低国企的政策性负担来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政策性负担是国有企业特有的问题，能否解决政策性负担也是关系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这两篇文章回答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两篇文章均采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尽管这是目前为止样本量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微观数据库，不过，数据的年份跨度是1999～2007年的，2008年以后至今，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如何，是无法检验的。

表3-1　现有研究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效果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