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速建（2014）分析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面临的重点问题，包括：国有企业进行切合实际的功能分类与分类监管；国有独资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平等地保护公有与非公有产权不受侵犯；推动国有企业的“去行政化”；在国有绝对或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如何建立规范的、透明的公司治理；所谓“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和“天花板”的问题；不同所有制投资者或企业在文化与管理方面的融合问题；协调好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问题。并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若干措施，包括：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建立明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建立明确的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序与方式；公平、公开、公正，充分尊重市场规则；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运转协调、制衡有效、保障平等的公司治理；切实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国有企业去行政化；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配套改革。

高明华等（2014）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还有许多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并不是所有类型和所有行业的国有企业都适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以金融、电信为代表的竞争性领域应当完全放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石油、稀土为代表的稀缺资源领域应该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铁路和电力为代表的规模经济行业应区分产业链上不同环节，有选择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而公益性领域则不适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应该在适用范围、治理结构、行业选择和规制方面进行合理设计。

余菁（2014）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阐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认为在宏观上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在微观上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同时，还从三个方面考量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价值，比较了有关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几个争议性问题，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施策略。

杨建君（2014）认为大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包括三个：第一，政府放权，减少干预，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创造条件；第二，实施去行政化管理，取消大型国企及其领导人的行政级别；第三，重新认识国有企业的定位。

吴爱存（2014）在分析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作用基础上，明确指出企业在引入外部资源时应具体评估资金引入、管理引入、技术引入、产品引入、资源渠道引入五大要素，并给出了实现混合所有制的改制上市、资本并购、产业链重组、全员持股、融资渠道创新等五种路径及各自的利弊。

张东明和史册（2015）提出，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是努力发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客观要求，混合所有制不会导致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也不会导致国有经济“消失”，更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www.daowen.com)

程承坪和焦方辉（2015）提出，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经过多年探索和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障碍。应破除所有制界线，不仅要消除民资歧视，同样要消除国资歧视；深化国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理人员去行政化、薪酬制度透明化；建立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规范混合所有制公司的治理机制；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并对民间资本和民企加以分类；完善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

李跃平（2015）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混合所有制的实际进程相对迟缓。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到理论界定清晰，政策导向明确，技术路线规范，才能集改革之大成。

剧锦文（2016）认为，作为一个缔约过程，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施中充满了摩擦和冲突。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在战略定位和职能、产业分布、企业融资能力、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的走向与进度。针对混合所有制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需在重新审定国企战略定位和分类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中间型和竞争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通过修正资本市场在信贷和上市融资方面的国有偏好，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创造内生条件；同时弱化国有企业的行政性治理，强化市场对企业治理的约束。

张文魁（2017）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际改革过程中混合所有制“遇冷”，国企改革进程慢于预期，根本原因在于现行国资监管体系与混合所有制难以兼容。建立健全国资监管体系的本意是推行政企分开，实现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但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当前国资监管体系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经营造成了不良影响。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应对国资监管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去监管、行股权、降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