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题写刊名的《中华英才》，2020年第2期以《锲而不舍经贸情　不断攀登育才梦——薛荣久：中国WTO研究的领军人》文名，刊登该刊记者王玉君、高岚岚对我的采访。原文如下。

2020年，《中华英才》对作者的采访

他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研究界当之无愧的泰斗级人物，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使人肃然起敬。20世纪80年代，由他主编的《国际贸易》教材被国内大学广泛采用。其中，《国际贸易》一书获北京市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研成果与教材一等奖，被国家选定为重点教材。

在研究中，他独立思考但不固执己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他善于辩证地看待问题，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相结合，实事求是；他坚持深入研读文本、明细要点，尔后作出理性判断。他对国际贸易惯例及WTO规则的研究与时俱进，为中国“复关”和“入世”出谋划策，为中国“入世”后应对、扩大世界影响尽心竭力。

他就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走近薛荣久，你会被这位老人的健谈而打动，感受到他治学的严谨、为人的真诚和深深的家国情怀，让人觉得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就像一本厚厚的著作，内涵丰富而幽远。

百折不回　一路前行

薛荣久1934年出生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河北省迁安市。祖父是当地的剪纸名人，作品曾于1954年被送到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展出。小学没毕业就成为店员的父亲却自学成才，精通诗词歌赋，喜好收藏，珍藏的赵孟頫书法真迹是父亲的至爱。“土改”后，老家没有中学。1949年，父亲毅然带着薛荣久和另外两个同学到北京考中学。因为小学底子差，薛荣久没考上公立中学，考上了私立汇文中学。学校学费很高，需用30多袋面粉当学费。家里好不容易把学费凑齐，给了薛荣久一个月饭费。10月份，家里还未寄来生活费，薛荣久挨了几天饿。一筹莫展之时，学校接到北京市教育局通知，家庭困难的可申请助学金。薛荣久获得甲等助学金，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又为下学期的学费发愁。无奈，父亲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校长高凤山提出，只要薛荣久所学课程平均达到95分以上，可免除三分之二学费，剩下的学费要到图书馆、厨房帮忙筹得。从此，薛荣久拼命读书，始终名列前茅。

念完中学，薛荣久被推荐报考当时属于机密院校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1955年，进入对外经济贸易系学习。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学校云集了全国的专家名师。薛荣久本科毕业论文获得“优秀”，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1960年，薛荣久本科毕业，恰逢国家开设研究生制度，辅导员找到他，要他留校当研究生，薛荣久欣然同意。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研究生，薛荣久在有“南马北袁”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袁贤能指导下学习，步入西方经济学说和国际贸易理论殿堂，写出优秀学位论文，成为首位毕业的研究生。

毕业后，薛荣久留校任教，经历了从“四清”到“文革”的各种运动。1970年秋，进入河南息县外贸部“五七干校”。在劳动之余，他抓紧时间背英文单词。1971年9月，接到学校复校命令，薛荣久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读书钻研。1974年4月初，薛荣久被临时借调到原外贸部国际小组，为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准备发言稿材料。这项工作使他阅读了众多的国际组织方面的英文材料，激起了薛荣久研究关贸总协定（GATT）的浓厚兴趣。

1986年，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组织提出恢复缔约方地位的申请，薛荣久成为原外贸部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建关贸总协定研究会。随着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的进行，对外经贸大学GATT研究会转而成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研究中心，薛荣久担任会长和主任。

“中国‘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根据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经过长达15年艰苦不懈的“复关”和“入世”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作为中国从事WTO研究的领军人之一，薛荣久不仅是中国“入世”历程的见证者，更是亲历者。

1999年，薛荣久带领四位年轻教师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编世界贸易组织培训教材。其间，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上飞机前，他收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电传，内容是学术会议主持者请他在会上专门讲一个问题——“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是冲突还是吻合”。薛荣久想婉拒这么敏感的题目。到了纽约，当晚，在美国著名教授巴哈瓦蒂的家宴上，会议主持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洁·思诺女士告诉他，从中国邀请参加会议的，除去他，还有龙永图等两人，但他们不能前来参会。再次强调要他讲讲电传上定下的题目。他推掉的想法落空。

回到宾馆，来不及倒时差，薛荣久结合平时关注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心得，连夜写出英文发言稿。第二天上午，薛荣久作了20多分钟的发言；主要观点是：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有吻合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刚开始转型，在部分上可能有冲突，但不是主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吻合比重会越来越大。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善于学习的传统，我相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会把市场经济发展好的经验学来，再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可能创造出高于当代的世界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为世界作出中国的贡献。”薛荣久的一番演讲，承认了我国的不足，肯定了进步，同时展望了未来，极具说服力，受到与会者的赞赏。会议主持者洁·思诺女士在总结发言中说：“薛教授释解了我们的担忧。”

这次经历使薛荣久感触很深。他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亦从经济贸易层面深入到国民素质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上。(www.daowen.com)

加入WTO后，中国从初期蹒跚学步的成员，已经成长为举足轻重、对各个谈判领域都能发挥影响的核心成员，逐步由适应WTO规则走向引领WTO规则的制定。然而，对于我国“入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始终存在争议。“入世”之初，有媒体惊呼是“狼来了”，薛荣久认为“这种观点扭曲了中国‘入世’的意义，应当是竞争和合作的伙伴来了”。薛荣久阐明：“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我们享受权利的同时，要把相应的权利让对方享受。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应对得好，会把挑战变成机遇；应对不好，把机遇也变成自己的挑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入世’后，有人提出中国政府职能要弱化，他认为不是弱化，而是转化。从原来计划经济的管理办法，向市场经济下的管理办法转变。”事实胜于雄辩。在加入WTO仅10年后，中国就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国计民生大为改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和实力极大增强。

迄今，中国“入世”虽然已经18年，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对WTO认知不足的现象，尚未全面肯定中国“入世”的巨大成就。每当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投诉出现，中国相当多的舆论与媒体不是按照WTO规则判断贸易争端的是非曲直、分析中国本身产生贸易争端的诱因，而是认为对中国的“双反”调查似乎都是歧视中国、不友好，都是搞贸易保护主义，出现言辞过激现象。

一些知名学者、教授以“外加式”的方法，以自己的学识去理解和评论WTO，归结中国“入世”后的得失。在未知原委的情况下，他们对WTO成员针对中国的贸易投诉，有的义愤填膺，用情绪化的语言上纲上线，出现误导，造成社会不安。中国加入WTO 10周年时，有个别学者竟然提出中国应退出WTO，认为中国“入世”深陷“坏的贸易”。薛荣久研读其文，认为立论、论据和结论都存在严重偏颇，特著文予以辩驳。

“我认为规则意识提高，是中国‘入世’后的最大收获。规则意识仍然不足，也是中国‘入世’后最大的憾事。”薛荣久主张，出了问题不要随便扣帽子。一些舆论对中国“入世”和维权仍然停留在激情强于理性的层面，不利于中国恪守WTO规则、承担参与全球治理的重任。

薛荣久深感现在研究任务很重。其中，世界贸易组织可谓博大精深，涉及理论、政策、实务、法学、谈判、外交等各方面，有很多问题需不断探索。“规则研究要非常深化，非常细致。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不能一味肯定，更不能盲目否定。应采取‘先内后外’的研究方法，就是把内部情况搞清楚。我反对‘外加式’的做法。”

勤奋耕耘　创新求索

薛荣久认为，本科是大学的基础，直接关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基本质量。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后，他仍然为本科生上三门课。退休后，一直坚持授课至80余岁。薛荣久注重教学方法的探索和研究，树立自己的教学理念，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教学对象的培养方式定位为“学、研、悟”。本科主要是学，在教学方法上，以讲为主，适当研讨，在讲授中采用启发式，摈弃灌输式；硕士研究生教学方法以研讨为主，加强引导和点评，培养同学独立的研究能力；博士生教学中，通过教师的现身说法，提高同学扩展性、前瞻性思维的能力。2003年，薛荣久获得北京市首届“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薛荣久认为，课程教材编著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主编的《国际贸易》成为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部财经类核心教材。1982年到1983年，学校派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进修。进修期间，他如饥似渴地了解美国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回国后，他结合中国的情况，创建新课“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他根据中国“入世”人才的需要，于2003年创建“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课程。薛荣久主编的教材，被国内大学广泛采用，《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成为北京市优秀教材。他主讲“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概论”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他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即方法论、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并根据自身情况，总结出先内后外、跟踪、鱼骨式等研究方法。多年来，薛荣久不断探索学术领域的前沿和重大问题，积极研读中央文件和最新学术成果，关注国际贸易学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问题，著述颇丰，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百余篇，出版教材、著述、文集、游记等40多部。其中，《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获1998年“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由于国家需要，薛荣久拿出许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教学和相关的社会活动。他满怀深情地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为中国培养出一流的世界贸易组织专家，为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安身立命加深研究，提出对策；同时，通过研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促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和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薛荣久培养了国内第一批世界贸易组织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现在，这一批毕业的博士生均已成为国内世界贸易组织研究的后起之秀、教学和公职人员的栋梁。

薛荣久谋划和创建了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和全国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担任国务院关税委员会和几个部委与北京市政府等的顾问和专家。此外，他还应邀为中央各部委、党校、各省市领导干部、社会团体、高校等作了很多有关世界经贸/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学术报告，提高了社会各界对WTO的正确认识，为中国经贸大发展提供了思想和决策基础。

2007年，薛荣久光荣退休，但他肩上的责任和使命仍在继续，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继续担任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他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研国内外经贸风云、撰有特色育才文章”的事业中。为加强学术传承，2012年后，他相继主编了《袁贤能著述文集》和《姚曾荫著述文集》。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经贸理论，2013年，他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国际经贸理论探究》。为了明示中国“入世”后对WTO规则的恪守与有所作为，2018年，他撰写出版《中国对WTO规则的恪守与砺进》一书。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薛荣久就是这样一个锲而不舍的攀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