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后，中国加入WTO谈判取得重大进展。2001年后，“入世”已成定局。笔者认为，“入世”将对中国整体上产生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即从贸易到经济，从产业到企业，从局部地区到中国整体，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改变人们的价值观、管理观和生活观；将使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加速器；对WTO和世界经贸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问题已超出1997年专著《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研究的层次，需要深思和回答。

本书收录的是1997年专著《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后撰写的文章、讲座细纲与采访。内容以7个部分排出，即WTO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加入WTO的动因与意义，中国如何做好“入世”后的准备，“入世”与地区、部门经济和文化，“入世”与中国企业，“入世”与政府职能，“入世”与外经贸理论与政策。

中国“复关”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佟志广、中国WTO研究会学术顾问丁家祧审阅此书后，于2001年12月23日在《国际商报》发表《通向WTO的良好途径——读薛荣久教授新著〈中国加入WTO纵论〉》的文章。该文如下。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中国从整体上产生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将从贸易到经济，从产业到企业，从局部地区到中国整体，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变人们的价值观、管理观和生活观。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思，需要我们回答。薛荣久教授新著《中国加入WTO纵论》一书，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上述问题分层次，从纵横各个方面做了深刻的探讨与回答。

薛荣久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初，借调到外贸部国际小组（现外经贸部国际司），为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准备发言，开始接触关贸总协定；几十年来，跟踪研究，从1991年至今，先后担任关贸总协定研究会、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及第一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开始，培带国内第一批关贸、世贸博士生。国内对关贸、世贸研究的专家学者很多，由于谈判的时间长，不少人中止或放弃了研究。薛荣久教授的可贵之处在于“密切关注，跟踪研究”8个字，这也是薛教授成为国内著名的WTO专家的原因所在。薛教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深入研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思考中国“入世”后的深层次问题，涉及面远远超出中国“入世”对行业、人们生活影响的范围。

本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具有创新性的表述与论证。(www.daowen.com)

第一，WTO的建立是关贸总协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WTO的宗旨、目标、职能、遵守的基本原则、协议协定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表述。

第二，中国加入WTO根源于我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加入WTO，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两个里程碑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全面登上世界经贸舞台的阶梯。书中对中国加入WTO所做的“遵守规则，开放市场”八个字承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同时指出，我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走进当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既有机遇求发展，也必然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痛苦。书中对做好加入WTO的准备，提出了独到见解与应对措施。

第三，加入WTO与中国市场经济文化的形成。这一命题在书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加入WTO不仅对中国贸易与经济的发展产生良好的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市场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当前，在人们多注意加入WTO后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时，薛教授率先提出加入WTO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出众的见解，值得学习。书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相应的经济文化、形成的途径，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应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市场经济文化。WTO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当代市场经济文化的价值共性。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国“复关”、加入WTO的过程，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受到冲击，另一方面，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逐步形成。加入WTO后，上述过程加速，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走向世界，对全球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WTO与中国外经贸理论的创新。本课题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采取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以扫描与重点相结合的方法，在三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和反思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框架内把回顾、总结与发展思考有机结合，梳理新中国成立50年（1949年至1999年）来外经贸理论的发展，探索今后中国外经贸理论发展的方向。

书中指出，所谓外经贸理论是指研究中国和国际经贸关系的产生、发展、作用与政策的论述。这种理论有的经过实践检验，有的没有。因此，本书的外经贸理论包括外经贸论述、观点、政策与战略研究。

（《国际商报》2001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