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采访原文带有中国“复关”“入世”的时代节点，读者可从中知晓我研究认知的发展过程。

7.1.4.1　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贸体制改革

《中国教育报》记者　张佳伟（1993.5.12-26）

问：自1992年以来，GATT与房地产、股票共同构成社会舆论的三大热点。作为我国GATT研究会会长，您多年来从事国际贸易研究和教学工作，请您介绍一下我国争取恢复GATT的过程。

答：根据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需要，1986年7月10日，我国正式向GATT提出恢复GATT缔约方地位的申请。我国提出时有三个原则：第一，中国是恢复，而不是重新加入。因为中国是GATT最初23个创始成员之一，1950年台湾当局非法“退出”，它不能代表已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恢复的手段，即“入关费”。我们采取关税减让的方式而不是承担进口增长义务。第三，我国“复关”后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就是说，作为缔约方的发展中国家，在GATT中享有更多一些的优惠待遇。比如，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一些优惠可以不给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发达国家单方面的优惠，在GATT中还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技术援助，可以享受更多的灵活性条款，等等。

我国的申请受到GATT主要缔约方的欢迎。1987年2月，我国主动向GATT递交了一份文件，称为《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介绍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包括贸易体制、进口/出口政策、海关、汇率、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等等，供其他缔约方审查。

1987年6月，GATT成立了中国工作组，专门解决中国“复关”问题。它的主要任务是：代表GATT审查中国贸易制度、负责中国“复关”谈判、负责起草议定书和就中国“复关”问题给GATT的意见书。这个工作组的主席由瑞士人担任。

中国工作组成立后，向各缔约方散发了《备忘录》。各缔约方书面提出300多个有关中国经贸制度的问题，中国组织各部门进行了认真的书面答复。但缔约方认为，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释和证实。为此，中国在1988年2月、4月、6月、9月先后派出四个代表团到日内瓦进行口头答疑，回答了2 700多个问题。

通过书面、口头答疑，缔约方对中国贸易制度已基本了解，于是开始准备议定书的起草和关税减让谈判。到1989年春天，中国“复关”比较顺利。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把延缓“复关”进程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此后，中国“复关”处于低潮，进展相当缓慢。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1年上半年。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复关”进入新阶段。到1991年9月，中国对外关系基本得到恢复，又向GATT递交了一份补充备忘录。根据谈判情况，中国又做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承诺，比如答应对55种商品进口减让关税，三年内减少2/3的进口许可证。此外，李鹏总理还于10月给主要缔约方政府首脑写信，重申中国恢复GATT缔约方地位的决心，表示中国“复关”后将充分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中国台北入关问题表示，在中国“复关”之后，经中国许可的前提下不反对。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恢复和做了一些新的承诺，我国和其他缔约方的矛盾和差距在缩小。1992年内，召开了中国工作组第10次、第11次、第12次会议，开始谈论中国“复关”议定书的框架问题。今年3月召开第13次会议，仍然就框架内容进行讨论，并就个别问题交换了意见。

总的来说，中国“复关”过程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86年7月到1989年春夏之交为第一阶段，“复关”进程比较顺利；第二阶段从1989年春夏之交到1991年上半年，进展缓慢，这与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有关；第三阶段从1991年下半年到目前，“复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GATT对中国贸易制度审查基本结束，开始了对议定书的拟定。

问：从您介绍的情况看，中国争取“复关”的过程不仅时间跨度拉得较长，而且进程时疾时缓，您认为其中的原因何在？

答：主要原因有这么两方面。

第一是政治问题。现在国际上有一个趋势，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GATT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借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把“复关”拖延下来。

第二是我国与GATT之间存在一些差距，表现在：（1）我国经贸体制与GATT建立基础的差距。GATT建立的基础有三大块：一是市场经济。二是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的结合。就是说，各缔约方在生产商品和出口商品时，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各国生产自己最拿手的产品，故需自由贸易。三是利益均衡，即按GATT这一国际契约，各缔约方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与此相比，我国的经贸体制显出了差距。我国过去的经贸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前提下、国家统制下的保护贸易政策，这与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截然不同。（2）我国经贸制度和GATT的基本原则之间存在差距。关贸总协定共有38项条款，归纳起来有以下10个重要原则：原则一，非歧视原则（亦称无差别待遇原则）。包括两个法律条款：①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缔约方之间结成多边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②国民待遇，进口产品交纳关税后应该享受进口国国产产品同样待遇。原则二，关税保护。入关后，对本国市场保护的手段必须是关税。原则三，稳定贸易发展。不允许关税随意变动，用两个办法实现：①通过关税减让谈判制定关税减让表，用以约束关税减让变动幅度。②三年后可变动的关税水平不能比变动前高。这时的关税比较稳定，保证缔约方之间的贸易稳定发展。原则四，一般地取消数额限制。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采取数量限制进口。原则五，公平竞争原则。入关后，各缔约方的出口产品价格不能低于国内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即正常价值），否则，就属不公平贸易行为。GATT认为倾销和补贴就属于不公平竞争行为。GATT规定，若发现这两种行为，进口国家可对这些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但税额不得高于倾销、补贴的限度。原则六，豁免和紧急行动原则。在发生如下五种情况时，可不承担进口增长的义务：①幼稚工业；②国家发生严重收支危机；③一段时间内进口增长远高于出口，发生严重贸易逆差；④进口产品对其安全有影响；⑤进口产品对其健康、卫生有影响。原则七，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优惠。这在前面我已经谈到。原则八，地区贸易原则。允许缔约方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两种方式处理地区贸易集团。但有一个前提，成立后不得对其他缔约方采取歧视。原则九，通过磋商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原则十，透明度原则。“入关”前，国家贸易政策要让别国了解；“入关”后，改动需要经别国允许。

这十项原则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一是一个国家保护本国市场要关税化；二是允许在关贸总协定规定内采取一些非关税壁垒；三是贸易政策要透明。相比之下，我国贸易制度显出很大差距：（1）我国保护贸易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人称作“洋葱式”的层层保护。比如，除关税外，还有计划、外汇审批、专业公司经营许可证、进口审查、进口替代，等等，比GATT允许的关税保护手段多得多。（2）就关税而言，我国的关税要高于GATT的关税水平。我国平均关税水平是22.5%，而GATT中的发展中国家为14.5%，发达国家仅为4%～5%。此外，我国对机电等产品还设置进口调节税。（3）我国非关税壁垒保护手段多。（4）我国贸易制度透明度不够。贸易管理政策立法不够，至今我国没有贸易法，不便于别国对我国贸易制度的了解。正是由于这些差距和矛盾，使我国六七年来徘徊于GATT的圈外，没能迈进这一准国际贸易组织的门槛。

问：“复关”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使中国适应世界、让世界接受中国的过程。您认为为缩小中国与GATT的差距，我国的经贸体制需要做哪些改革？

答：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应按国际贸易的规章制度办事，应主动适应GATT的要求进行改革，这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是一致的。为此，我们已做了大量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上，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GATT要求的市场经济的差距大大缩小了。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如何融合的问题。其次，从贸易政策上，由国家统制下的保护贸易政策向开放型的自由型贸易政策的转化。最后，在基本原则上，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1）保护市场手段逐步向关税化靠拢，主动取消非关税壁垒保护，答应在三年内减少2/3的进口许可证，取消进口审查。（2）关税下调。在55种产品下调基础上，今年又推出3371种商品协调关税，进口调节税也已从1992年4月起主动撤销，关税税率主动下调。（3）非关税壁垒保护手段将限制在GATT允许的范围内。（4）增大透明度。我国已主动公布了47个文件，使贸易政策透明化。

可以看出，中国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为“复关”已采取了许多措施。现在，我国与GATT的差距在日益减小，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改革。我认为还需做以下四方面的工作：（1）关税还需进一步下调；（2）国内贸易政策还有待进一步统一；（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价格还需进一步放开；（4）贸易政策的透明度还需继续增强。

问：按照GATT的规定，“复关”后的中国可享受哪些权利？同时，又必须履行哪些义务？

答：根据GATT规定，任何缔约方均可享受如下权利，中国“复关”后亦如此。（1）享受其他缔约方提供的无条件的多边的最惠国待遇；（2）享受其他缔约方现有的关税减让；（3）取得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磋商解决贸易争端的权利；（4）取得利用GATT体制采取豁免和限制进口措施的权利；（5）享受和其他国家通过贸易磋商、贸易谈判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权利；（6）取得了解其他缔约方贸易情况的权利。与此同时，中国有义务让其他缔约方享受同样的权利。

问：“复关”是中国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请您具体谈谈“复关”对于中国的意义？

答：“复关”对于中国的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复关”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一致的，它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利于我国和别国密切经济合作与经济往来，加强国际分工，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2.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国际经济已逐步结合在一起。现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对外贸易比例已达到36%。如果离开对外贸易，这36%就难以实现，将牵涉到国内就业等许多问题。这说明，中国已进一步渗入世界经济之中，再搞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只能是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国内生产产品实现的比例，从90%降到70%～80%之间。也就是说，20%多的产品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待在GATT圈外，就不能享受其他缔约方的低关税。而且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85%是与这106个缔约方发生的，高关税对中国的贸易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

3.“复关”后，国际贸易环境会得到改善。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与一些国家贸易摩擦较多，主要是由于出口增长高于进口增长而出现的贸易不平衡造成的。“复关”后，通过我们自己扩大开放度将有利于贸易平衡，对贸易环境改善有好处。另外，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由于现在是双边贸易，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复关”以后，可利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得到有利于我国的解决。

4.“复关”将可能抑制美国在中国最惠国待遇上的无理条件。关于美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现在有的宣传媒介说取决于中国能否“复关”，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美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不会因“复关”而得到根本解决。因为这涉及美国国会是否对《美国贸易法案》进行修正的问题，与“复关”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中国“复关”可能会对美国在对中国最惠国待遇上的无理条件有所抑制。因为到那时，最惠国待遇再不是中美双边的，而是与所有缔约方之间建立的多边关系。美国在决定提出无理条件之前，就不得不考虑会激起中国的报复措施从而影响中美贸易，使美国丢掉中国市场。

5.中国尽早“复关”，有利于台湾早日加入GATT。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这样成为一个GATT的缔约方，有利于“三通”和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统一大业有益。

6.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根据中英、中澳联合声明，1997年、1999年中国将恢复在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目前，它们都是GATT缔约方。我们早日“复关”，这样才有利于香港、澳门地区的长期稳定，为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扫除障碍。

总之，“复关”无疑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机遇。我们可享受到许多权利，可充分发挥企业优势，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带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当然，我们由“关”外进到“关”内，这其中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复关”也会给我们带来挑战。

问：那么，挑战来自哪几个方面呢？

答：“复关”意味着我国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保护手段减少，关税进一步降低。这必定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有些产业会带来冲击。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国际同类产业的竞争力相差无几，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及高科技方面差一些。从要素结构来看，对化工、机电产品的影响比较大。目前，我国化工产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得多，机电产品如家电、汽车行业也是如此。作为企业主体来看，对“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影响不会太大，大中型企业受到的冲击会大一些。现在有政府保护条件下，还有1/3大中型企业亏损，“复关”后形势将更加严峻。

2.我国经济体制方面。在谈判中，我国承诺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将承诺落实到国内实际，这不太容易。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与关贸总协定的市场经济相融合，国内改革如何成龙配套，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外贸体制方面。根据目前情况看，“复关”后，进口增长速度可能要比出口增长速度快一点，这其中有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我国的外贸体制要进行改革，政策透明度和管理方式都要逐步与关贸总协定的要求相符。

4.汇率问题。“复关”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逐步自由化，必定牵涉人民币本身的问题。外汇要逐步自由化，我国提出人民币要向可兑换的货币转化。

5.“复关”对国内的价格体制、市场结构以及管理结构都会有影响，包括政府要放权，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人。

总之，“复关”可为中国提供很多机遇；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挑战。适应GATT的过程会造成一些“阵痛”，因为平衡贸易利益本身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国为“复关”必须付出很大代价，但代价将换来更大的利益。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认为，对中国目前来讲，机遇大于挑战。

问：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答：第一，中国对GATT本身的研究要加强。我认为在普及基础上，还应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包括对条款内在联系的研究。GATT是谈判中形成的条款，本身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因此，它有很多原则，也有许多例外。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这些原则和例外以及二者的关系，以便今后充分利用这些例外。此外，对历次谈判中达成的一些协议及其内部联系、谈判技巧、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其他缔约方利用GATT发展自己的经验教训，等等，都需加以研究和借鉴。我觉得国内应组织一些机构分头对GATT进行深层次的专门研究，这将对“复关”后大有裨益。

第二，“复关”谈判要做好。我想，为了争取到最有利的谈判结果，我们必须为谈判做好充分准备。此外，还需要主动和GATT主要缔约方处理好双边贸易关系；同时，也要加紧和发展中国家做好工作。

第三，中国目前要积极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尽快建立，这包括加强政府宏观管理的职能，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企业，企业本身要通过股份制改善经营管理，要给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等等。

第四，针对“复关”将对中国产业带来的冲击，目前，我们应把中国产业排好队，划分出战略产业、一般产业，以及幼稚的、半幼稚的、一般的、有竞争力的几个档次，做到心中有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和世界发展潮流，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产业政策，确定企业竞争能力，明确战略的、短期的、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第五，地方保护主义要尽快取消。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造成重复引进、浪费资金、规模经济下降，导致中国竞争能力大大减小。有人说，中国经济是“诸侯经济”，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第六，确定中国的保护措施，有几种形式：（1）立法。（2）设置合理科学的关税结构。可应用西方有效保护税率理论设置中国关税制度，使实际保护程度并不比名义保护程度低，甚至还要高。（3）利用GATT允许的条款，如幼稚产业保护条款、豁免条款、例外条款等采取保护措施。（4）要积极保护而不要消极保护。要彻底转变企业“等、靠、要”的思想，勇于竞争，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企业之间应加强横向、纵向联系，实现自己的规模经济，实行工贸、技贸结合，走集团化、实业化、跨国化道路，形成企业综合竞争能力，这才是积极保护。

第七，应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搞经济贸易集团，扩大经贸关系。目前，应着手研究成立经贸集团的条件、可能性、必要性和合作方式等。

第八，中国应该注重人才的培养。事实证明，哪个国家人才素质高、人才数量多，哪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就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GATT是一个国际契约，表面的机遇如何变成现实的机遇，靠的是人去实现。人才是利用机遇、应付挑战的基础。因此，我认为我国应把教育作为重点投资，在教育方法、教育结构、教育思想上加以认真研究和改革。当前，我们一定要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待遇，把重视教育的口号落在实处。

总之，我认为，我国对“复关”的宣传和态度应实事求是，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要树立勇于接受挑战的决心，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我不太同意有人提出的“狼来了”的说法。改革开放十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民族工业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地位大大改善了。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从而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这都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复关”意味着中国更加开放，必将带来一个经济发展更加高速的时代。我对“复关”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我们很好地把握机遇、应付挑战，今后的中国将是结构更加合理、决策更加科学、更加民主的社会。

7.1.4.2　接受世界经济风雨的洗礼　拥抱新世纪系列访谈之一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杜涌涛（2001年2月8日）

另一只脚何时迈进WTO

记者：WTO副总干事拉维耶形容说，中国现在一只脚已经迈进了WTO大门，你认为中国的另一只脚会何时迈进？

薛荣久：我想新世纪的头一年，中国的另一只脚也会迈进WTO的大门。

记者：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薛荣久：主要问题是把双边谈判变成多边谈判。从谈判进程看，我认为明年一季度有望加入。

记者：新世纪对中国来说，真是个有象征意义的开端。中国将成为WTO大家庭的一员。真正融入全球化的经济浪潮，这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变化？

薛荣久：新世纪对中国的确是个精彩的开端，我们正式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中国真正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我认为，中国“入世”会有这样一些变化。第一，“入世”后，我们从单边的、自主的开放变为相互开放。第二，我们开放的程度在加深。原来是货物开放，“入世”后要延伸到服务开放，进而使生产要素本身的交流加深。第三，原来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政策对外开放，制定沿海对外开放的特殊优惠政策，等等。“入世”后，我们要根据WTO的有关规则进行开放，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中国开始全面参与世界贸易事物，这对中国是个崭新的事情。

我们现在做好准备了吗？

记者：你认为我们现在做好这种准备了吗，从有关部门到企业以及老百姓的心理？

薛荣久：我觉得基本上做好了准备。去年以来，我到各地做报告，感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开始变化了。现在，我们很多法规正在重新修改，新的法规在制定。企业方面，据我所知现在也在积极行动，对WTO规则要求有进一步的了解。但发展还很不平衡。改革开放早、市场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入世”意识要强得多。我到南方讲学，许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积极研究应对策略，忧患意识很强。当然，也有个别部门还是希望国家多给些政策保护一下。有些企业主动竞争精神不够，也想争取一些保护政策。

记者：中国从争取“复关”到“入世”整整进行了14个年头。朱镕基总理感叹说，黑头发都变成白头发了。这在世界上极为罕见。你认为主要原因出在哪里？

薛荣久：我认为有这样一些原因。一、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与WTO有许多差异，需要逐步协调与融合。二、我们原来“复关”的手段就是关税减让，但关税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起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关税高低来控制进口与出口。但当时，中国的经贸体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当时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有个和世贸体制如何接轨的问题。WTO不会迁就我们的体制。三、1992年以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名列前茅，中国利用外资能力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中国外汇储备由过去的40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 600亿美元，中国的贸易地位由1979年的第26位上升到现在的第9位，这就带出一个中国“入世”的身份问题。此外，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谈判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了，由原来只谈关税，到现在谈服务、知识产权，等等。

记者：能不能这样判断，中国“复关”或“入世”的谈判进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进程，也是中国思想解放不断深化的过程？

薛荣久：这一点毫无疑问。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在所有的谈判文本中，一律使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模糊的概念。在英文中，商品经济主要指大宗商品，比如煤炭商品等，外国人很不了解这是一种什么经济。现在看起来，这不算什么难题；但在当初，这两字之差如同一道鸿沟，仿佛这边就是社会主义，那边就是资本主义。事实上，谈判的过程也是我们国家不断学习市场经济规则和与世界经济不断接轨的过程。

记者：“入世”与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有什么异同？

薛荣久：“入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改革开放的纵深延续。过去我们的对外开放主要以引进资金、技术、管理为主，“入世”后将必不可少地引进“规则”和“制度”。这将大大促进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完善。

“入世”对中国会发生深刻影响

记者：从“形而上”的角度分析，你认为“入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薛荣久：会发生深刻的影响。因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渗透/嫁接，会培育出截然不同的精神品性。古今中外的历史莫不如是。中国古代盛唐的繁荣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相反到了明清，固步自封、闭关自守、抱残守缺的思想一步一步抬头，我们和西方一些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拉开了距离，甚至续写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百年屈辱。新中国成立51年，以1978年为界，前后的历史也向我们昭示了这样的道理：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走上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

记者：有一种说法：“入世”是对中国人的一次精神洗礼，是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您认为如何？(www.daowen.com)

薛荣久：这种说法并不为过。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在研究东西方民族文化差异时，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说，西方民族主“动”，追求竞争精神、创造精神和冒险精神；而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主“静”。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地大物博，追求田园式的恬淡平静的生活。加之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极大地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竞争精神、创造精神和冒险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精神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加入WTO以后，这种影响和交流会变得更加直接，更加迅猛。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寓言：渔民往城里运送沙丁鱼，鱼舱里鱼太多，不透气，全都挤在一起；等运到港口，鱼死了大半。后来，有个聪明的渔民想起了个办法，在沙丁鱼里扔进几条鲶鱼搅和。沙丁鱼因动而动，拼命挣扎，顽强求生。最后，大多数的鱼竟然活了下来。这是自然的法则：当弱势物种面临生命危险时，会调动出基因中所有的求生本能。

记者：其实，人类社会生存竞争的法则何尝没有相像之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不就是中华民族大敌当前，从生命深处发出的呐喊和惊雷吗？它唤醒了无数中华儿女奔赴疆场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和斗志，从而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其实，类似的故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数不胜数。

薛荣久：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入世”后中国面临的竞争格局加剧，与战争时期的“大敌当前”并列。但是，我们的确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态势。说这种竞争是残酷的，一点都不过分。优胜劣汰，要么死去，要么活着。活下来的必然也是强者。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说，“入世”为我们经济生活中多年所固有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保护落后”的思想和做法唱响了挽歌？

薛荣久：是的。经济生活中的篱笆一天不拆除，“地方保护主义”和“保护落后”的根苗就一天不能根除。“入世”后，大家共同在一个规则下行事，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记者：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狼来了”，这下看来，“狼”真的要来了？

薛荣久：首先，我们不应该怀着一种恐惧和无奈的心理喊出这些话，什么“狼来了”“与狼共舞”。如果这种比喻恰当的话，那我们应该对“狼”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日本、韩国、新加坡如果不是很早就引进这匹“狼”，就不会有今天的脱胎换骨；巴西如果不是很早就把这匹“狼”抱回家，就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巴西。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加入“关贸”或“世贸”而被冲垮了民族工业。至少没有一个国家主动要求退出WTO。我认为，“入世”不是“狼来了”，而是竞争和合作的伙伴来到中国，与我们合作的同时进行激烈的竞争。

记者：那么，你能够从深层次上概括一下，“入世”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薛荣久：“入世”对中国意味着一场革命。它将使中国在新世纪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这既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更是一次空前的挑战。纵观中国百年历史，我们曾错失了太多的机遇。新世纪，我们终于要迈进WTO的门槛了。我们绝不能再次与这一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7.1.4.3　强化世贸规则意识扩大战略自主开放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纪念中国加入WTO十周年系列访谈（原文载《中国对WTO规则的恪守与砺进》，中国商务出版社，2019年6月）

●“入世”使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有了规则保障　祖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经贸发展有了更好的平台

EC网：您曾经提到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是‘狼来了’，而是中国大发展的机遇来了；对中国企业来说，不是‘狼来了’，而是竞争和合作的伙伴来了”。您能具体谈谈“入世”十年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机遇？

薛荣久：2001年，我国加入WTO，这使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它使我国企业在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中有了规则保证。“入世”以后，WTO 30多个协定与协议可以保证我国企业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化竞争。

第二，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也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环境基础，中国企业跟外来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也更加顺畅。

第三，“入世”以后，我们可以利用WTO这个平台，通过与其他成员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很好地学习他们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这也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第四，“入世”后，中国在WTO里“一国四员”，中国、中国台北以及香港和澳门成员都在WTO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祖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经贸的发展。

第五，“入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通过贸易发展、通过中国的商品“走出去”，展示中国的形象。

第六，“入世”为我国的内部改革也带来了重大机遇。“入世”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国外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综上所述，“入世”使我国从贸易到经济、到文化、到政府建设、到国际关系、到祖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发展，都遇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十年走来，中国企业经受住了考验，国企、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EC网：您能谈一谈面对外来的竞争和合作，中国企业具体表现如何吗？

薛荣久：“入世”以后，我国国内的投资环境、贸易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外国企业来到中国，为我们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经验和管理方法。“入世”前，我们曾担心中国企业在“入世”后是否会受到大的冲击；但是十年走来，中国企业经受住了考验。我们的国有企业从大到强，有一些还跻身世界500强，发展很快。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三资企业发展得也越来越快；更可喜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入世”以后，我们放开了外贸经营管理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入世”以后，我国法律法规都在不断发展，各种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规在“入世”后不断健全、完善，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动力。目前，我国有民营企业40多万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大概占50%的份额，1亿多就业人口，利税占了一半，而且有些还走向了世界。总体说来，我国企业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借助世贸这个平台得到良好的发展机遇。

●中国企业的文化正在由单一文化向多样化发展

EC网：您曾经做过“入世”对中国经济文化和国民素质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并在著述中提出“入世”带来的竞争精神、拼搏精神能将中华民族特质从“静态民族”向“动态民族”改变的论点。如今十年过去了，您认为中国企业的文化是否变得更积极、动态？在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中，是否变得更具拼搏精神？这方面有无典型例子可研究和借鉴？

薛荣久：“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文化也在形成。据我的研究，中国企业文化大概有几个方面的趋势在显现：

第一个变化是多样化。按照企业的大类型看：国有企业，继承了历史上或者计划经济下一些好的文化理念，结合改革开放以后外来的思想，在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文化也在加强；三资企业，进来以后除了把欧美、日本、港台地区的企业文化带进来，还结合中国本身的需要，把它们好的企业文化加上了中国的文化，实现了企业文化的本土化；民族企业，包括民营、私营企业，由原来的家族文化向现代企业文化发展，变化也是很可喜的。

第二个变化就是我们一方面在学习，一方面在创造。我们的企业不仅要把国外好的企业文化学来，同时，还要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企业文化结合起来，发扬光大。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这样做，包括把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的文化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会形成比现有的世界企业文化还要优秀的企业文化。

第三个比较可喜的变化是，我们正在由单一的文化向跨文化发展。中国企业原来在国内发展，企业文化中，我国传统的东西多一些。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带出去，同时，结合当地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第四个变化是中国的企业文化正从“关系”文化向理性化发展。我国企业过去是重视关系的，讲“义”多，不够理性。“入世”以后，中国企业这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原来讲“义”的基础上，开始考虑规则问题，按照市场规则，按照企业预定规则来进行企业本身的生产贸易行为。一方面讲“义”，一方面开始按照规则理性地进行企业的运作。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文化取得的很可喜的进步。目前，中国企业文化正在开始形成。形成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比较好的典型的案例，比如海尔。首先，海尔的企业文化里有个“忠”字，它把“忠”，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部分作为企业的文化之一。其次，它把创新作为企业文化第二个重要部分，包括理念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海尔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华为。华为现在发展比较快，而且是新兴产业。它就是找准了创新，现在开始走向世界。

●规则意识是我们发展成为贸易强国的基石

EC网：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与WTO的研究工作。在您看来，“入世”十年来，我国企业在全球化大潮的洗礼中，对国际贸易与WTO规则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如何？它们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业务中，对规则的把握与应用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薛荣久：“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在对国际贸易与WTO规则的了解与掌握方面进步不小。但发展情况并不平衡，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三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对国际贸易规则包括世贸规则的了解和运用的程度比较好，我国民营企业在了解规则和运用规则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二，针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了解程度和范围，我国企业对本土的一些规则了解得比较好，但是对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其他国际贸易规则的了解相对薄弱。

第三，从规则的管理层面来讲，中国企业对货物贸易方面的一些规则由于运用得比较多，因此，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较好，而对服务贸易的各项规则了解得不够透彻。另外一方面是对知识产权规则的了解。在世贸组织规则中，知识产权的协定包括7个大的方面。但在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方面的观念比较淡薄，出现一些假冒伪劣、侵权盗版的情况。这都是因为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了解得不够。

第四，中国在运用规则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规则的应对方面还不够完善，具体的操作经验少；而且主动地运用规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第五，我们对新规则的预测能力需要加强。以欧盟为例，欧盟现在有二十几个成员，根据各成员的发展需要，会不断地推出一些新的规则。那么，需要我们有对新规则的预见能力，而不是在新规则出现以后，才去研究；要早做准备，不能等到规则已经公布了再被动地去了解，这样我们就滞后了。所以，我们对新规则的预测能力也要加强。

“入世”以后，我国跟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增多了，别的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反补贴、技术贸易壁垒等有所增加。当然，这是正常的。我们发展得好，难免树大招风。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当出现这些情况时，中国的企业应对不足。

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

第一，有时不能按照世贸组织规则来客观判断贸易争端，而是带有某种感情色彩，认为中国企业做的都是对的，别的世贸组织成员告中国是不对的，是他们在歧视我们。这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按照规则判定，而不是根据感情、国别来判定。

第二，如果遇到反倾销，我们要研究判断责任到底在谁。如果说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那我们就要赶紧改；如果是对方的责任，那我们就要抗诉。另外，如果出现其他成员告我们反倾销，我认为不一定每一笔我们都要去应诉，还需要看它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这个案子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可以通过扩散市场范围分散掉，那我们就不必去应诉。同时，也要看案子值不值得打，值得打我们再打，不值得打就放弃。而不要一出现反倾销就要打官司，有时虽然官司打赢了，但是付出的律师费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在原来的贸易中赚到的外汇。所以，还要整体衡量：得不偿失的就不打，可以通过产品升级或其他途径把它化解掉；但如果值得打，我们就要舍得花钱，做好充分准备去应诉。

中国“入世”，今后十年，我们也要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努力，将规则意识发展成为贸易强国的基石。如果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将会毁掉中国企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业绩。所以，我们在规则运用方面还需要加强。首先是企业的重要领导人要关注规则、熟悉规则，对有关规则要如数家珍，这是作为领导人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次，政府、企业以及行业协会要加强合作。中国政府在国外的很多机构，要把有关国家的规则动态及时向国内通报，以便企业及行业协会及早作出应对。

●“中国是值得信赖的国家”

EC网：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时，您曾经强调我们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把对WTO的承诺考虑进去，不能出现授人以柄的纰漏。那么，目前就您看来，中国制定政策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在兑现“入世”承诺、履行义务方面总体做得如何？

薛荣久：中国“入世”以后，在履行义务方面，我们是务实的，做得比较好。我前几天去日内瓦参加一个WTO的会议，拜访了一些WTO官员，也拜访了贸发会议的官员。他们的评价是，中国“入世”以来，在兑现“入世”承诺和履行义务方面做得不错，是值得信赖的国家，是守信用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入世”时作出的承诺都按时完成了，有的还提前完成了。所以，在这点上来说，中国还是可以自豪的。

但现在存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很高，因为发达国家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太好。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并不太理想，而且债务问题屡屡出现。所以，他们都希望中国更多地开放市场，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来，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另外，在WTO的三次政策审议里，对中国的审议已经超出了原来中国承诺的义务。换言之，就是我们原有的义务已经承担完了，他们希望我们要多承担义务。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也希望能从中国得到一些更好的待遇，希望到中国这个市场上来，帮助他们发展。

所以，今后十年，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如果我们作出什么承诺了，我们还会很好地履行。但是今后十年跟我们过去的十年不太一样，有以下几个情况我们需要考虑：首先，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贸易总量第二，出口第一，进口第二；其次，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再次，外汇储备第三；最后，我们经常是贸易顺差的国家。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本身就是对贸易发展的保护

EC网：当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未来如何才能解决好保护和开放这种两难的问题呢？

薛荣久：实际上，对发达国家而言，对外开放本身也是保护。比如，现在我们中国发展了，我们需要扩展市场；我开，你也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企业在竞争中的发展行为。所以，应该以动态的辩证的方式来看待开放和保护的问题。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际分工更加精细，全球合作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你“保”了这个，可能“伤”了那个。特别是现在全世界出现了几个大的“链”的问题。第一是产业链。现在的跨国公司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一个产品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第二，形成了物流链。第三，形成了价值链。一个产品的最终价值，有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参与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上大家都开放，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世界贸易发展的保护。

●未来我们要战略性地、理性地、自主地进一步开放

EC网：商务部曾表示我们已建立起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中国应如何以十周年为起点，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薛荣久：我认为有几个问题要考虑。第一，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要更加主动。对外开放从历史情况看，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主动对外开放；第二种是被动对外开放，别人逼着你开，你不得不开；第三种是对等开放，你开，我也开。

鉴于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应采取以下方式对外开放。第一，我们要坚持整体上更加对外开放。第二，对不同的世贸成员，开放程度要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一般开放程度更大一点，我们给他们的单方面待遇更多一点。现在我们已经给非洲一些国家免关税了，这种表现就是开放。而对发达国家来讲，在整体开放的情况下，我认为要针锋相对，采取对等开放的策略。

另外，在对外开放中，还要考虑中国国内产业本身的适应能力。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产业不想开放，而以国际市场为主的企业又希望开放，不同产业的竞争能力也不同。所以，我们还需要考虑中国国内产业的适应能力。在总体开放的情况下，针对不同产业确定不同的开放程度，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开放态势。但总体上我认为，我们在今后十年应该更加开放。

“入世”十年来，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也需要靠对外开放来解决，这也跟中国的改革路线相辅相成。走“回头路”肯定不行，不符合世界潮流，也不符合中国发展的潮流，亦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情况。因此，将来我们要进入理性开放，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有战略、自主、更加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还有很多路子可走

第一，我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集约化还不够。尽管中国农业在不断发展，但离现代农业还有一定的差距，靠我们自己还需要很长时间。而发达国家在农业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国农业可以进一步对外开放，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把中国农业再抬上一个台阶。所以我认为，对外开放会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第二，我国的服务行业比较落后，既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现在服务行业占整体国民经济的55%，发达国家则达到70%～80%。而我国现在服务行业才占40%。因此，服务行业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有人做过计算，中国服务行业如果从目前的40%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解决400万人的就业问题。

第三，中国的绿色经济可以进一步开放。现在有些发达国家在绿色经济方面走在前面了，他们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们要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绿色经济、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另外，现在从地区来讲，我国很多沿边地区需要开放，包括中部和西部地区。

总之，中国对外开放还有路子可走，我们还有大量的开放工作要做，包括地区，包括产业，包括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不需要固守我们原来那套东西，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而且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更加认识自己，认识到我们的方向。

读者如对采访以外回答原文感兴趣，可读采访问题后标出的书目出处（作者《耕耘》（文集）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