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留痕必备的重要会议记录

留痕必备的重要会议记录

时间:2023-06-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参加国内外有关WTO问题的会议众多,值得留记的会议如后。研讨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首董建华率高官出席研讨会并与主讲者合影。中国的银行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国企改革。该局将举办40多个展览及考察

留痕必备的重要会议记录

我参加国内外有关WTO问题的会议众多,值得留记的会议如后。

5.3.4.1 1997年香港:“中国投资策略研讨会”——香港工商界关心中国“入世”

前言

我于1997年12月19日应邀在香港参加“中国投资策略研讨会”。研讨会由瑞安经管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筹办,700多名来自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学术界与商界人士出席了研讨会。

与会者围绕中国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经济发展、中国与WTO、投资中国策略和中国的经理人才资源管理进行研讨。被研讨会邀请的讲演者有20位。其中,来自内地的有三位,除我,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董辅礽教授、南京大学教授赵曙明和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其余都是香港本地和欧美知名的政府人士、学者和企业家。香港对研讨会十分重视,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研讨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首董建华率高官出席研讨会并与主讲者合影。

会后,我归纳出研讨会对香港与内地经贸“热点”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第一,中国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形成了新的改革开放格局,对香港到内地投资提供更多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其机遇来自:香港在内地对海外资金和技术需求不断扩大中,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巩固和加强;内地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带来对外贸易的较快增长,使香港国际航运和空运中心地位得到巩固;随着内地逐步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和内地投资软环境向国际标准的迈进,对于熟悉市场经济运作、有意到内地投资的香港投资者是良好的机遇;内地逐步形成七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在推动和加快资金和技术向中西部地区引进的情况下,香港在资金、管理经验、海外市场信息和市场网络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大弥补这些地区的不足。其挑战来自:国家对进入内地的资金,提出要有更多高科技含量的要求;国家产业结构将从低级产业转向中高级产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随着内地开放水平的提高和逐步对海外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使以原借助税收和优惠政策提高资金回报率的港商受到挑战。

第二,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和亚洲几个国家货币大幅度的贬值将不可避免地对香港和内地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在1998年内估计不会太大。其理由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货币大幅度贬值国家的很多企业将被迫降低成本和减少债务以图生存。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利率将维持高企,资金供应紧张;香港和内地的产品构成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品构成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有些产品(如电子电机产品)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但其他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钟表、玩具等)受到的影响则较小;香港和内地较坚挺的货币也将使进口货物价格降低,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减少消费者的开支;但是,香港在亚洲几个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下要恢复原本的竞争力,估计需时18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第三,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有启示作用。它包括:经济发展不能单单追求速度,更要重视体制改革;避免过分投资,形成泡沫经济;注意流通账户的平衡,不要出现太大的赤字;银行是经济的吸震器,必须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实力雄厚和管理完善的银行;要适当利用外资。就此,对内地提出如下建议。

1.中国有必要考虑政府、银行及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发达国家的经济特点是政府、银行及企业之间是相对独立的。银行授信的考虑以商业角度为主。韩国和泰国则不然,因而成为导致金融风暴的根源之一。中国的银行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国企改革。银行不少的贷款是给予国企的,但其中不少贷款变成了呆坏账,这对银行的稳定性很有影响;日后要逐渐减少政府对银行授信的指引,政策性贷款不应由商业银行负责;应鼓励成立地区性的商业银行,以促进竞争。

2.适当的利用外资。外资对发展经济是很有效的工具,但要认识其两面性;要小心处理外债。外债包括国家借款,亦包括企业在国内及国外分支机构的借款,监管和报告时要一并考虑。在开放市场时,要充分考虑金融、产品及劳工三个市场之间的配套。在对外开放时,产品和劳工市场的开放可快于金融市场。政府对衍生金融工具要加强监管。中国今后吸收外资仍应以直接投资为主,但对房地产的投资速度要注意。在人民币全面自由兑换前,应完全解决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现代化、专业银行商业化、国企改革状况等,并有一段时期验证金融政策独立及有效性。

3.国内金融改革,可尽量利用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内地机构可通过与香港方面的交流、研究、互访,吸取香港在银行、证券、经营和监管方面的经验。在吸引外资方面,除了直接投资,还可透过在香港上市,吸收资金。但随着更多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资金主要用于内地,而大部分投资者为国外机构投资者。在香港上市之H股是否应以港元挂牌及对港币汇率会否构成压力,应认真研究。

4.目前,使内地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是明晰土地产权关系,实行房地产权登记制。

第四,中国加入WTO为期不远(预计为1998年),香港工商界应做好充分准备。

1.中国“入世”后,将享有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公平竞争和免受歧视双边贸易的权利,使中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中的参与程度提高,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各种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与竞争加强。

2.中国“入世”为香港带来许多利益。届时,香港的每年贸易额会上升两成;同时,亦会提供12万个有关的就业机会,香港在内地工作的人士将在现在10万人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可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条件,推动香港产业升级。

3.中国“入世”对香港构成的挑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本地商人及外资将一视同仁,使港商面临激烈的竞争。届时,香港工业界借助内地的优势将随之下降。

4.香港的对策。香港厂家应转向内销市场;联合内地及海外投资者,作跨地式合作(中国提供人力、土地,海外合作者供给有关技术,港方提供资金)以赢取市场。迅速发展高科技、高增值的产品。为此,要加强相关方面的专业教育、推动工厂大学概念和成立科技园。香港高官和贸发局在1998年内将前往日美欧,做拓宽市场活动。贸发局在岛内外“八大主题”方面进行推广,包括香港的金融中心、娱乐产品发行中心、基建配套安排中心、设计及市务推广中心、专利授权及采购中心、通信枢纽及后勤服务中心等。该局将举办40多个展览及考察来推广这些主题。

第五,按党的“十五大”精神,准予非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中共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照这种精神,对限制非公有制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限制其股票上市的政策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说,让非公有制企业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并让其股票上市,不仅对发展市场经济有好处,而且对发展证券市场也有好处。因为内地已有一批规模较大、经营状况良好的民营企业,其运作符合市场经济的规范,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并且上市,将一方面增强证券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可推动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的上市公司的进一步改革。因为有些国有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后,其内部管理体制并没有根本变化,甚至连“政企不分”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如果有更多的民营企业改组为上市公司,在市场竞争作用下,情况将会改变。此外,为了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目前制定和实施《证券法》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1997年12月,作者在香港“中国投资策略研讨会”上演讲

会后合影,左一为董辅礽,左二为作者,左三为董建华,右一为林毅夫

5.3.4.2 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会议:关注中国“入世”后的深层次问题

为配合朱镕基总理1999年4月访问美国,就中国加入WTO进行双边谈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1999年4月9日举行“中国加入WTO:对美国、日本和世界的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和其他19位来自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研究WTO的学者、专家、教授被邀请在研讨会上发言。其中,有国际著名的国际经济政治教授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国际知名的国际法教授杰克逊(John Jackson)等。参加研讨会的听众有100多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学术界、企业界和研究机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派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令我难忘,触动很大。

那还是1998年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人,邀我参加此次会议。我提交了《中国加入WTO:现状与前景》的英文书写的论文。1999年3月底,我奉命带领我校和上海外贸学院四位年轻教师前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际大学共同编著WTO培训教材。我通过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与哥伦比亚大学联系参会事宜。

4月7日,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派车送我前往机场。在车上,大使馆小刘交我前一天收到的会议电传,告我会议日程,并要我在会上就“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观念与WTO基本规则的关系”问题进行演讲。小刘特意指出,演讲重点是“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念与WTO的基本原则,是冲突的还是吻合的”。

对这个主讲题目,我真的有些犯难。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一直把WTO与中国经贸的发展作为重点,从未触及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念与WTO基本原则的相互联系。

从悉尼到纽约的飞机上,我冥思苦想,想理出个头绪;同时,也想与参加会议的被邀请的中国其他人士换换题目。

到了纽约,在饭店下榻后,应邀晚上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知名教授巴格瓦蒂家里参加家宴。在家宴上,研讨会主持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杰·思诺女士特意告我,被邀参会的还有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和中国证监会的高西庆教授。不巧,前者正随朱镕基总理在美国进行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不能前来参会;后者因病住院,也来不了。故从中国来参加研讨会的,就剩我一个。她还强调我讲的题目不变,因为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我想换人和改变演讲主题的想法落空,可谓是逼上梁山。

回到饭店,我静下心来,加上时差未倒过来,借助平时对中国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关注,加以深思。第二天早晨,总算理出个头绪,写出20分钟的英文发言细纲。

在研讨会上,从以下方面论述我的题目。第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转向发展经济。就此而言,中国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第二,不可否认,中国原有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与WTO基本原则是有不吻合的地方,目前正在就此改革,但它们不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的主流。第三,在经济发展上,根据中国的历史教训,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提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并为中共十四大接受。搞计划经济,中国有一套办法;搞市场经济,中国可是个新手。第四,为了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中国国内加大改革力度;对外扩大开放度,向已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和借鉴。而WTO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真谛。中国加入WTO,给了中国学习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以此而言,希望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推动中国加入WTO,而不要设置障碍。第五,在新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形成中,中国一方面要虚心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学习理念、法律和规则等。另一方面,还要把中国几千年来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念继承并发扬光大,克服现有市场经济的弊端,形成更高层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第六,中国正在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将涵容WTO规则而不是排斥市场经济规则,二者不会冲突和抵触。第七,中国加入WTO,将会加速中国新型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形成,提升世界已有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

我的论述,得到与会者的肯定和掌声。会议主持者杰·思诺女士总结时说,我的讲演消除了误解,他们将努力推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获得成功。

研讨会中间休息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几位成员从后排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并坦言相告“开始,一听要讲这个题目,他们捏了一把汗”。讲后,认为讲得成功,把中国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加入WTO结合得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误解;同时,也讲出了中国形成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的特色。

这次被“逼”改变发言题目以后,使我对中国加入WTO的意义有了深层次的认知。回国后,把这次会议作了综述,向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提出“入世”决策研究的十一条建议,并撰写出《“入世”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文。中国主管文化的部门要我与他们进行交流,并刊出该文。

会后,我写出如下的感受与建议。

第一,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已转向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作用与影响问题,开始研究“入世”后的中国。

第二,对中国“入世”后的研究重点是:经济贸易政治体制与WTO相容与相斥;寻找影响中国“入世”和全面履行义务的关键;发达成员以何种办法与措施抑制与约束“入世”后的中国。

第三,WTO中的发达成员,如美国、日本等,将把“入世”后的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因此,中国“入世”后,将会在WTO范围内与主要发达成员展开新的竞争。

第四,在对WTO研究中,应把法律与贸易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我对中国“入世”决策与研究的建议。

第一,中国决策层和企业应再加强对中国“入世”必要性的认识。在21世纪初叶,中国面临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加入WTO,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分享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收益,它意味着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经济调整和市场波动的风险。诚然,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是大势所趋。

第二,国内对WTO的研究重点,应从“入世”的利弊讨论,转向“入世”后机遇的利用与挑战的对策研究。

第三,对WTO的研究,从以部门研究为主,转向独立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研究为主,克服部门研究中的主观成分。其前提是加强WTO和对外谈判有关信息的透明度。建议成立全国性的面向社会的WTO信息库。

第四,对我国“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加强定量方面的研究。

第五,在国务院层次上,成立涉及WTO协议与协定内容的审查组,对将出台的规定内容进行审查,删除与WTO有关规定抵触的部分,以免授人以柄。

1999年,作者就“中国加入WTO:对美国、日本和世界的影响”发表演讲

第六,在短期内,迅速整理出WTO已有协议与协定中对企业有用的保护措施。我国现有的法规与WTO相关法规的抵触部分,尽速予以修订。

第七,由外经贸部牵头,会同有关WTO的研究学术团体,编写《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举办WTO的讲座和培训班,分别向领导干部、企业经理等普及WTO方面的知识。

第八,以WTO研究方面的学术团体为主,有计划地举行精干的国际研讨会,就一些问题进行专门和深入的研讨。

第九,把WTO方面的内容纳入对外经贸教育的课程体系。

第十,鼓励对WTO有研究和教育能力的高校,定向培养少量的专家型WTO方面的人才,以解决中国“入世”后对此方面人才的需求。

第十一,在国内媒体中,要实事求是地宣讲WTO和中国“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不要一面倒。

5.3.4.3 2001年山东省“加入WTO前景与应对”大会

应山东省政府邀请,中国WTO研究会与山东省政府联合举办“中国‘入世’前景与应对”大会。会议于2001年8月31日举行一天。以省委书记吴官正为首的党政领导和地区级领导干部以及企业高管人员出席大会。中国WTO研究会会长佟志广,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等参与大会。大会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主持。

上午的会上,佟志广会长比较全面地介绍了WTO与中国的关系,龙永图顾问介绍了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程,预言年内有望加入WTO并简要介绍了中国加入WTO后的权利、义务及中国的应对。下午,我和吴家煌、樊纲等,分别就WTO几个大的贸易协定作了介绍。

中国在加入WTO前,就省级来讲,山东是第一个举办这种会议的大省,表明了山东省党政领导的预见性、对中国加入WTO的重视。对会议反映很好,参会者表现出勇于应对、充分利用机遇、化解挑战的信心,从而促进了中国加入WTO后,山东省经济的全面发展。

5.3.4.4 2005年内蒙古呼和浩特,中国文化企业论坛

2005年9月18日,我应邀参加第二届“中国企业文化论坛”。论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该论坛由中国文化部、中国企业家协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联合举办,来自全国的企业家专门就“入世”后的中国企业文化发展进行研讨。在会上,我专门就中国加入WTO与中国市场经济文化的形成发表讲演。

5.3.4.5 2005年WTO香港部长级会议:WTO任重道远

前言

我以中国非政府组织(中国WTO研究会)代表身份,参加了2005年12月13日到18日WTO在我国香港举办的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会议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1 000多人,包括149个成员的5 800余名政府代表团团员、3 000余名传媒工作者和2 000余名非政府组织代表。

1995年,作者参加第二届“中国企业文化论坛”

参会期间,我两次目睹了会场内和会场外抗议WTO的示威,又抓紧时间参与了在香港展览中心举行的“香港贸易及发展研讨会”。19日下午,在深圳参加“香港会议后的多哈回合:前景与影响”国际研讨会。会上,刚参加完香港会议的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中国常驻WTO代表孙振宇大使、WTO副总干事,以及欧盟、加拿大、南非、印度、乌拉圭、芬兰等驻WTO代表,畅谈香港会议的收获与体会。

来之不易的《香港部长宣言》

从12月13日到18日,经过6天的450次会议和艰苦而密集的磋商和谈判,18日晚上,WTO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落下帷幕。会议通过了《香港部长宣言》。宣言表明,会议在农业、非农业和发展等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为2006年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根据宣言,2013年为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的最后期限。这被公认为是这次香港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突破。

宣言对“双免”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发达成员在2008年以前,对来自最不发达成员至少97%税目的产品实行免关税、免配额的待遇;并在2010年之前,对全部产品给予“双免”待遇。

在棉花问题上,宣言要求发达成员在2006年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发达成员对棉花提供“双免”待遇,从实施期开始即执行。宣言还指出,棉花的国内支持削减的时间和力度要大于整体农业国内支持的削减时间和力度。

在非农业谈判方面,宣言同意采用多个系数的瑞士公式。它同时还规定,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是谈判模式的组成部分。

WTO总干事拉米在闭幕会上指出,香港会议的成功使四年前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他说:“我们本来期望这次会议能完成多哈回合的55%,结果是我们完成了60%。”拉米的讲话道出了多哈回合启动后的曲折艰辛,也表达了他作为WTO新总干事3个多月有所作为的欣喜之情。

在2001年11月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决定从2002年1月1日开始,到2004年底举行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发动地在多哈,故名为多哈回合。本轮谈判确定了8个谈判领域,即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贸易和发展问题。后又细分为如下问题的谈判: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规则,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环境,贸易便利化,争端解决谅解,特殊和差别待遇,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及公共健康,小经济体,贸易、债务和金融,贸易与技术转移,电子商务,最不发达国家,整合架构,技术合作,商品问题,一致性,贸易援助等。启动后,谈判进程十分曲折。

农业谈判是多哈回合最核心的内容,是解决其他议题的关键,也是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相互和内部分歧和争论最大的问题。由于各方立场差距大,农业谈判不断陷入僵局并影响到其他议题的谈判,成为谈判中的“瓶颈”。

2003年WTO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时,在农业问题上,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分歧严重,双方相持不下,会议无果而终。但决定把整个回合谈判结束时间延到2006年底,并决定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第六届部长级会议。2004年7月,简化谈判议题,达成框架协议。此后,谈判又陷于停顿。2005年,在中国大连举行小型部长级会议,希望达成“协议初稿”,但希望落空。

多哈回合启动后,历时四年谈判的挫折使WTO蒙羞,令世人对其作为产生了怀疑。因此,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WTO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成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从2005年10月起,各主要谈判方就香港会议达成主要议题的“全面模式”开始谈判,但分歧依旧。11月9日,在日内瓦召开各成员大使会议,分析了谈判的形势,针对分歧大、时间紧的现实,调整了香港会议的目标,从“全面模式”转变为达成一些“早期收获”,如给最不发达成员免关税和免配额的待遇以及下一步谈判的时间表。拉米指出这样做的初衷:“如果我们将这次部长级会议的预期目标设定得过高,则落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并有可能葬送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在香港会议上,新任总干事的务实和干练再次受到考验。

12月13日下午3时,WTO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首先致辞,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在会议主席、香港特区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曾俊华发言之后,拉米第三个登台发言。当他正要对WTO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全面介绍时,坐在后面非政府组织区域内的几十名非政府组织人士突地站了起来,高举反对WTO的标语,喊出“打倒WTO”的口号。面对此景,拉米用略带自嘲的口吻说:“场内当然也包括场外,这些人用声音有时甚至是愤怒,在提醒着我们:WTO至少还不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组织。”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甚至还透露了家底:WTO在2006年的经费预算为1.4亿美元。他说,这个数字是国际足联费用的1/5,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费用的1/10。

其实,真正令拉米头疼的不是示威、不是经费,而是眼下如何使香港会议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保证2006年能够结束多哈回合的谈判。

在致辞最后,他期盼所有与会代表以开放的心情、大胆的姿态和勇敢的行动进行谈判。他甚至还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鼓励与会者。

因此,与声势浩大的会议相比,会议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但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给与会代表以慰藉,给多哈回合带来曙光,也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更多的信心。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受到伤害的将是所有WTO成员。

世界银行预测,成功的谈判,到2015年将使全球贸易收入增加5 200亿美元。其中,超过60%(约3 500亿美元)会流向发展中国家,可以帮助1 440万人脱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多哈回合的成功有助于恢复市场的信心,创造新的出口机会,强化多边贸易体制。WTO自己分析,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显著的增长:如果发达国家将他们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贸易壁垒降低1/3,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增长6 130亿美元。仅仅是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就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创造3 76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服务业为820亿美元,制造业1 620亿美元,农业320亿美元。

为使多哈回合在2006年底结束,人们寄希望于WTO所有成员按《香港部长宣言》要求,在2006年4月30日前拿出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和瑞士公式的模式,7月30日前拿出确切的承诺日程表,切实推动多哈回合走向成功的终点。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功不可没

WTO香港会议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性会议。香港特区政府为了举办好这次会议,拨款2.5亿港元,对会议做了精心的安排。(www.daowen.com)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设计的发给市民的《认识香港部长级会议》小册子里,首先介绍了自由贸易与你、WTO、香港与WTO、香港部长级会议的内容等。其次,介绍了政府的筹备工作,包括设立香港部长级会议统筹办事处、负责策划及统筹会议的详细安排、务求使会议成功举行等;成立委员会及工作小组,监督及开展筹备工作,包括汲取其他地方举行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为会议的保安进行仔细筹划、制订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制订全面的应变计划、方便非政府组织举行各类活动、与非政府组织就WTO谈判事宜保持对话、知会传媒有关政府的筹备工作和WTO持续进行的多边谈判、加深公众对WTO认识,以及自由贸易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的认识,告知公众有关会议期间实施的各种安排,包括上学、保安及交通等。再次,对禁区的范围、时间和准许作出安排,并用图表示出来。最后,对游行示威区及其他公众活动和特别交通作出安排。

因为宣传得力,这次会议得到香港企业界和市民的大力支持。会议谈判代表团专用车、新闻中心和非政府组织的电脑等设备、贵宾礼品及所有工作人员的服装等,均由不同的公司赞助。因会议举行和示威游行给周围和沿路店铺带来的损失和不便,都得到了业主和市民的理解和谅解。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大会提供的服务非常周到。为了做好大会接待服务工作,除招募400多名志愿者外,更借调700多名公务员到大会服务。大会除为政府谈判代表团准备完善的谈判会议室和新闻发布室外,还专门设有新闻中心,为各种媒体提供房间;备有各种资料展览厅,入内可拿到各种资料;有供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电脑室;各层备有巨大的电视屏幕,列出当日的会议安排和活动;还设有餐饮室和休息室等。

作为主办地区,香港为落实“香港部长宣言”草稿花费了很大精力。一段时间里,欧盟和美国在关键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年限问题上寸步不让,而发展中成员又对服务业提出超出框架的四项修订,使谈判陷入僵局。对此,本次会议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曾俊华努力“把有关成员的部长留下,继续谈判”。可以说,会场设施、住宿、交通等安排都使与会者切身感受到香港的先进和人性化,特别是对贫国、富国一视同仁的态度,保障了和平有序的会谈气氛。作为东道主,他们还特别重视弱小成员的意见,除了为贫穷成员提供每日千元津贴外,还把特别行政区政府所有驻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旧金山和纽约除外)的负责人召回香港,招待相熟的代表团。香港周到、细致、尽心的服务,得到与会者的赞誉。曾经参加WTO坎昆会议的南非代表指出:“香港人亲切又有礼貌,使与会者有宾至如归之感,而且英语普及率很高,沟通上没什么困难。”

为了保证会议万无一失地进行,会议采取了相当严格的安保措施,近万人的参会者,每人都必须身戴有照片的标牌,通过严格的检查才能进入会议区。按照规定,我们非政府组织代表和记者只准在会展中心的旧翼区域活动,各成员方的部长和代表团进行谈判的会展中心新翼区域,则属“闲人止步”的禁区。会场外,安保措施更加严密。会展中心周围20多条公共交通线路改道,附近的湾仔轮渡暂停服务,会展中心旁的几家银行及附近学校均停业停课。从我们居住的华润公司木棉花公寓到会展中心,要经过四重关卡。一个是有人看守的铁栅门,一个是验明身份标牌的关卡,一个是区分代表团和非代表团身份牌的关卡,一个是对人和所带物品进行安全检查的关卡。为防止游行示威者通过跳海等方式从海上、路上冲击会展中心,警方飞虎队的“水鬼队”在会展中心海面布防,驾驶橡皮快艇频繁在海面巡逻,每隔数小时便潜入海底“检查”,以便及时清除可疑物。直升机来回盘旋或停在空中指挥。为了保证大会安全,香港警方抽调1/3警力,约9 000名警察维持治安。他们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脚蹬皮靴,耳朵里插着通信设备,防弹衣口袋里有手枪、警棍、军刀、胡椒粉等。因安保工作得力,使会议没有因示威而影响进程,也没有发生场内场外重大伤亡或打砸商店的恶性事件,为大会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全、不受干扰的谈判环境。

在大会闭幕的新闻公报中特别指出:“许多代表团感谢香港为谈判提供的出色设备、良好的组织和安全环境。他们说,未来的部长级会议将难于达到香港的水平。”

我们遇到的香港人为成功举办这次会议而自豪。香港舆论认为,香港承办这次WTO部长级会议实为明智之举。香港通过成功举办这次会议,向世人展现了国际大都市的风采和力量;向世界显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是实至名归的,为香港的未来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无形资产。

中国积极建设性的作用呈现

WTO香港会议的成功,与中国在会议期间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会前做了大量的准备,还派出由各部委和全国人大组成的115人代表团参加。

可容纳万人开会的大会堂内,主席台下面,隔开两个区域。前面区域是政府代表团、国际组织和WTO秘书处的座椅,座位背面列有他们的名字;后面区域是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座椅。两大部分参会者从不同门道进出。讲台之外的其余空间供参会人员走动和交谈,媒体记者可以在其中游动和采访,显得十分自由和开放。

12月14日下午,在大会现场,我们听取了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发言的前半部分,就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一些重大议题,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其要点是:中国支持多哈回合达成平衡的协议,但所谓平衡,不是发达国家各自在谈判中有得有失的自我平衡,而必须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全面平衡;农业是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压力,但富国和穷国的压力是不同的,应立即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免配额的待遇,应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的待遇;力争在香港会议期间就棉花等问题作为阶段性成果达成共识;中国坚决反对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坚定支持取消发达成员的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并定出2010年的时间表以体现诚意;坚定地支持实质性地大幅度削减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在“非农”谈判中,中国支持双系数瑞士公式,但两个系数之间应有足够的差距;中国是反倾销措施被滥用的最大受害者,支持进一步澄清和改进反倾销等规则方面的现有纪律。

发言的后半部分,是中国介绍加入WTO后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提出中国的希望。其要点有:中国为了加入WTO,谈判了15年,而且作出了广泛承诺,为多边贸易体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工业品的关税由加入前的 42.9%降到了当年的9%,尤其是农产品关税由54.5%降到了15.3%,而当时世界农产品关税的平均水平是62%;在WTO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成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如此巨大的削减,包括发达成员;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开放了100个部门和分部门,已接近发达国家的程度;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多哈谈判中,中国作为新成员的特殊关注必须得到有效解决;对沙特阿拉伯和汤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示热烈欢迎,并敦促有关成员尽快完成与俄罗斯、越南、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谈判。

发言最后指出:希望有关各方拿出更大的政治诚意,显示必要的灵活性,积极推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进程,力争在香港会议上取得实质性成果。对中国的发言,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来自拉美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指出,中国的发言有建设性,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除去在大会发言,中国还参加了大会举行的全部7次有30多个WTO主要成员参加的“绿屋会议”,与21位成员的部长进行了双边会谈,并参加了数十场高官会议和协商组的磋商。中国代表团积极与各成员进行沟通,阐述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12月18日就《香港部长宣言》提交部长级大会表决前,古巴和委内瑞拉代表团长,对宣言内有关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和服务贸易内容不满,表示拒绝接受宣言。按照WTO规则,宣言只有被参会的所有成员通过,才能有效。委、古的态度将影响宣言通过,导致会议失败。中国代表团赶紧与他们交换意见,进行磋商。最后,他们改变了立场,由拒绝接受转变为保留意见,使宣言获得通过。这再次显示了中国在WTO谈判中独具的建设性作用。此外,中方的一些重点关注问题和意见在《香港部长宣言》中也得到部分体现。中国的谈判技巧,赢得了总干事拉米的赞赏。他说,谈判是中国古老而悠久的魅力智慧。

在12月19日下午于深圳举行的“香港会议后的多哈回合:前景与影响”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者一致赞赏中国在香港会议上的表现和建设性的作用,对中国加入WTO后的斐然成绩予以肯定。WTO副总干事鲁弗斯·耶克萨说,尽管来深圳之前已有七天七夜没有睡好觉,但是当他踏进深圳,就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他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而且也是WTO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参与了WTO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欧盟驻WTO代表卡罗·特洛伊在讲演中说,WTO现在已经深入中国的人心。中国加入WTO是进入很多新机会的关口,它帮助中国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也面临更多的挑战。“我们这次来深圳已经见证了这一点。25年前,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城市。它跟我们在瑞士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已经接近。”

广泛深入、富有启示的学术研讨

为了配合第六届WTO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香港大学联合在香港展览中心举办了“香港贸易及发展研讨会”。研讨大会在展览中心一层大厅举行,分题研讨在展览中心四层会议室举行。

研讨大会共举办了五次。研讨的题目有“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特点和发展内容,加强全球贸易的构建”“公平贸易的焦点”“前瞻:多边贸易体制中出现的问题”“贸易与发展:法律平台”。这些大会研讨多在上午10时前结束,其余时间、下午和晚上举办分题小型研讨会。研讨的题目有“农业补贴和全球贸易”“经济和环境问题”“可持续消费,贸易和环境”“多哈发展议题对贫困影响的评估”“可持续发展中的服务贸易: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根源探询:多哈回合的协议制订”“从探索到生物技术:贸易和食品安全标准”“农产品贸易:世界贸易组织起什么作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与工业发展竞赛和大公司利益”“把南方与贸易和环境重点结合起来”“全球化与食品贸易和农产品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多哈谈判中推动发展中国家利益”“香港公平贸易”“贸易援助:南方构建生产能力”“公平贸易和WTO:加工和生产方法”“公平贸易和公司社会责任”“南南在WTO问题中的合作:我们坚持的方向和如何前进?”“农业进步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处于何种状况?”“对主要建议的评估”“扩大亚洲内部市场:创造消费愿望”“产品多样化:旅游中的公平贸易”“渔业和贸易:开发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贸易引导脱贫:乡村声音”“公平贸易政策制订的教训”“公平贸易的趋势:机会和挑战”“连接当地需要到全球贸易规则”“人类发展中的贸易和健康核心”“区域主义盛行:贸易一体化对和平和环境的影响”“环境产品谈判:主要问题和跨香港的管理”“推动发展第一:WTO需要空间政策”“亚洲纺织品和服装后配额时代的贸易:一年评估”“小国在多哈谈判中面临的挑战”“中国与WTO:影响和互动”“向可持续发展能源的过渡——多边贸易体制的问题”“贸易便利化和发展:可做和不能做的问题”“趋向一个公共服务总协定”“登上龙坛:WTO与中国”“贸易,援助和安全:贸易化,援助化或煽动?”“通过电子教育构建能力:菲律宾和中国WTO的书面规划”“公平贸易和青年运动”“信息和公共参与的进入”“对服务贸易谈判成功的谋划”“WTO中的争端解决”“南方区域协定中的理性——香港会议前后”“人权和WTO:开发促进食品权的贸易规则”“服务贸易中的法律问题”“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拉丁美洲的经验”“小生产者怎么办?”“为小生产者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解决市场准入壁垒的政策改革议题”“在全球化时代重思国际投资法:为可持续发展设计国际投资协定的模式”“WTO法律体系中的系统化问题”“WTO市场进入和拓宽的挑战:南亚案例研究”“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竞争问题和WTO:谁的议程?”“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中的新方向:从全盘援助到智慧授权”。

这些研讨会的主讲人由研讨会举办者在会前约定,其中有WTO负责人,如时任WTO总干事拉米和卸任的原WTO总干事,还有政府谈判代表、国际知名学者、消费者集团、农民组织、工会、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媒体等。

与我国相关的小型研讨会有“中国和WTO:影响和互动”和“登上龙坛:WTO和中国”。前者为中国WTO网组织。发言的有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云南农业社会科学院、《环境日报》、山西妇女协会和《贵州日报》的研究者和记者。后者为中国贸易、环境和发展公民社会网组织,武汉大学一些教授、学者就中国加入WTO作了释义。除个别人外,均以中文发言和交流。

我参与了所有大型的研讨会。因为时间交叉关系,我只参与了部分小型研讨会,但给我以深刻的感触。

第一,对WTO和多哈回合的研讨向纵深发展,涉及的范围包括亚洲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全球贸易的构建、公平贸易、贸易与发展和WTO中的法律平台等。有的问题有相当的深度。

第二、研讨会发言者代表全面,包括政府代表团官员、国际知名学者、消费者集团、农民组织、工会、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媒体等,做到了几个方面的结合。

第三,我国参与会议者有所进步,但存在甚多差距。十分可喜,在这次研讨会上听到中国学者、农民和新闻界的发言;遗憾的是发言面窄,而且是用中文讲述和交流的,效果并不理想。要想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的教授、学者必须熟练掌握英、美等国的通用语言,如英文。

对WTO受到示威反对的探究

在参会期间,我感受到WTO并不受到世人的整体欢迎。一是目睹了会场内和会场外反对WTO的示威,二是从会场资料室看到的书面材料。

12月13日下午3时,WTO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在WTO总干事拉米发言不久,坐在后面非政府组织区域内的几十名非政府组织人士一边高举反对WTO的标语,一边喊“打倒WTO”的口号抗议。因受会场保卫人员的阻拦,他们不能接近大会讲台,后在一位秃顶白发学者型老者的带领下,到大厅外通道处示威。他们肤色不同,老中青兼有,穿着比较讲究,高举的白色标语牌上写着“WTO扼杀我们工作”“WTO扼杀农民”“WTO扼杀我们的投资”“拒绝WTO”等,并接受众多媒体的采访。

在会场外,我目睹韩国农民的抗议游行示威。12月17日,从晚6点到8点,在我们住所(华润公司木棉花公寓)近处的湾仔道与菲林明道交叉口处,出现了来自韩国农民的示威活动。

这里距离会场不到100米,交叉路口有几排防暴警察堵在通往会场的马路上。他们身着绿色警装,头戴钢盔、面罩,手持透明胶盾,身挎枪支。一个背高音喇叭的女警官站在高凳子上喊话,在强烈的探照灯光照射下,绿色警盔泛着闪闪寒光。天上一架嘎嘎作响的直升机停在空中。与之对峙者是上千人的韩国农民示威队伍。他们情绪激昂,手持彩旗,高喊口号。

晚7时许,示威者开始冲击警察防线,抢夺盾牌。警察喷射白色的胡椒粉末回击,头排示威者被迫掩脸后退。第二排又上来冲击,一些塑料瓶和写着“抗议世贸”的示威牌子从示威队伍中飞出来,场面非常混乱。示威者与警察反复几次冲击、几次抗阻后,停顿下来。这时,警察不断增援,各种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呼啸来到;一些警察开始装子弹;一些便衣者神色严肃地命令我们这些围观者快速离开,气氛分外紧张。

我们回到住处,收看示威现场电视直播。我们离开后,随着示威活动的越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在会场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示威已变成骚乱,为保证大会安全,决定应对行动升级。电视上随之播出的升级行动是向示威者施放水炮、发射催泪弹,装甲车也在警察队伍后面出现。最后,终于把示威者控制住,香港警务处处长李明逵命令警察对被围困的近千名示威者采取拘捕行动。18日晨,我们去会场,路过告士大道和菲林明道过街桥时,发现被拘捕的示威者垂头丧气,间隔、整齐地坐在马路上,四周不远处是防暴警察的包围圈。

在会场的资料台上,我也见到一些非议WTO的宣传材料和文章。

在“香港民间监察世贸联盟”图文结合的材料上,给WTO列出的罪名有“自由贸易维护富人利益”“WTO促进经济是谎言!”“WTO外判化、私营化剥削工人!”“WTO把劳工保障、环保标准、人权视作‘贸易障碍’!”“停止WTO官商勾结全球化!”“反对WTO官商勾结!”“我要平等、公义社会”。

一个名为“2005年争取正义和自主人民巡回车队”的组织,在宣传材料中提出:“2005年争取正义和自主的亚洲人民巡回车队,抗议WTO在香港召开部长级会议。我们要求:贸易公平,反对在WTO香港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交易,无条件取消债务,人民的利益高于所有谈判,结束贫困,普及公共医疗服务,包括治疗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确保人民生活、安全和尊严,工作和生计的权利。”

在“国际农民运动”散发的“抗议WTO”的材料中提出:“人民食品主权第一!终止多哈回合!赶走WTO!WTO10年足矣!关闭WTO!”

“同情世界农民”组织指出:“WTO是当今动物保护面临的最大威胁!”

“WTO木制品谈判协会”指出:“木材贸易进一步自由化,将摧毁日本和全世界的林业资源!”

在“全球化国际论坛”散发的“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论文中引出中国所谓“新左派”。对中国加入WTO最根本性的攻击是:“中国为加入WTO所作的努力,是中国的官僚和买办利益集团为巩固其自身的地位而采取的策略。”

2005年,作者在香港参加WTO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这些非议和示威给我如下的启迪。

第一,WTO的宗旨、目标、原则、协定和协议,建立后的活动,本国和地区参与WTO后的效果,并非为世人和国人所充分了解,出现被妖魔化和理想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WTO蒙受不白之冤。因此,WTO本身和WTO成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世人和本国或地区民众做好宣传,提高透明度,加深理解,减少误解。

第二,农业问题已成为困扰WTO多哈回合能否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问题。会场内,农业问题成为持久谈判的焦点;会场外,也使韩国农民成为香港WTO抗议示威队伍的基础和核心。它在提醒我们,WTO成员务要正确处理好农民问题。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延误整个谈判。我国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实在是高明之举,也是在为WTO作出贡献。

第三,法理规则显示威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明确的法理应对示威活动。开始,对韩国农民等外来示威者的权利给予充分尊重,但当他们出现越轨、过激行动威胁到WTO部长级会议安全和顺利召开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法规升级抗暴行动,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表现了一个法治社会的尊严。

5.3.4.6 2011年日内瓦“‘入世’十年:中国与全球贸易治理”会议

2011年6月29日,我随中国WTO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在日内瓦参加“‘入世’十年:中国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学术会议。它由中国WTO研究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ICTSO)联合举办。参会者近40人,有中国驻日内瓦WTO大使级官员,来自国内的中介组织官员、学者,其他国家驻日内瓦的外交官、智库研究者。会议开了一天。会议开始后,发言按照桌上的排位顺序进行。

我的发言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如何安身立命”。其他发言者在发言中,都是肯定中国加入WTO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也提出一些改进希望。

在轮到美国驻日内瓦副代表庞克(Michael Punke)发言时,他在简单表达肯定语言后,就大谈中国加入WTO后存在的不足,如信息不透明、通报不足、知识产权侵权盗版严重,国有企业竞争不公平、补贴界限不清、倾销众多等。他坐在我旁边,他发言后,我希望他拿出具体的证据来。他听后,竟说这是它们发达国家成员的共识,不需要证据。

他的发言让我意识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后,美国将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纠缠不休。

5.3.4.7 2011年商务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行业座谈会”

2011年10月26日,我应邀在重庆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行业座谈会”。该会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指示,由商务部主持,重庆市承办。商务部以高虎城部长为首的主要领导参加会议,由俞建华副部长主持会议。

2011年6月,作者在日内瓦参加“‘入世’十年:中国与全球贸易治理”会议上发言

2011年6月,作者(左一)在日内瓦参加“‘入世’十年:中国与全球贸易治理”会后留影

参加会议发言者有20位,都是境内国企的高管,来自实体经济、金融、保险、信息等行业。每位发言时间约束在20分钟以内。

发言者总体认为,中国加入WTO后,都有所发展,原来的冲击担心大为减轻,但希望对外开放不要过急,对行业加强区分,在高科技部门加强保护。有的高管讲得很原则,有的讲得很具体。后者,引发我的兴趣。因为我们在校研究,多是通过书面资料,接触企业实际很少。有的发言者望着主席台,似有顾虑,进言不足。

2011年10月,作者在重庆参加商务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行业座谈会”

下午,高管接着发言。然后,由我们这些被邀请参会的四位专家发言。由于临时发言,对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不明,我就先谈了在日内瓦参会的感受。然后从大的方面论述中国加入WTO后,加大了改革开放,不能逆转,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争端将进入细化。希望中国企业加深对具体协定与协议的研究,关注WTO成员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在WTO对中国政策审议中关注的问题。

最后,部长作出会议总结。总的是中国加入WTO后,利大于弊,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机遇并找出存在的差距,也希望企业向商务部多提出建议。会后,我向会议主持者建议,应关注中小企业对加入WTO的反映,听听合资企业的意见。部里再召开类似的会议,我希望参加。

5.3.4.8 2018年中南海应对美国加征关税会议

导言

我应邀参加了2018年3月23日上午的小型内部座谈会,就前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签署的对华600亿美元加征惩罚关税行动进行反制,提出建言。我的发言要点留记如下。

对特朗普总统此举必须认真对待

第一,签署发生在中国两会刚刚结束,表明特朗普经过对华一年多考量后下的决心,可能是他的对华战略,从前总统接触战略转向单边施压的战略,求得“美国优先”。

第二,他在落实美国总统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该议程指出美国贸易政策有五个基点,即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增强美国经济;谈判更好的贸易协议;加强美国贸易法律的执行;改革多边贸易体制。他认为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于中国,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过分温和,他要纠正这种状况。

第三,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大量的贸易逆差来自不公平贸易。为此他要通过国内立法,利用301维护知识产权条款,弱化WTO争端解决机制;要以公平贸易政策取代自由贸易政策。

第四,他已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对中国采取两边夹击战略,一是通过国内法对中国采取单边压制,对来自中国的商品设置高关税,借口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加征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对美投资加强安全审查。二是异化和弱化多边贸易体制,非议WTO贸易争端机制,阻碍大法官的任命,以削弱中国运用WTO规则的基石。

事关中国面临的整个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必须严重对待。

应对措施建议

中国对特朗普的上述举措在战略上要有理、有利、有节反制应对;通过协商解决贸易摩擦。在战术上采取三种举措。

第一,在无法通过沟通解决贸易摩擦的前提下,中国对从美进口的商品同金额,施加与美同等税率,并宣告其中止以美中止为中止。触痛美国,进行沟通谈判。在舆论对应上,加强说理性,摈弃批判式。

第二,充分利用WTO,加大在WTO中作为。

1.揭露美国单边做法违背WTO规则,在WTO规则上采取实用主义。

2.批驳美国对WTO争端机制的非议和污蔑。

3.中国主动加大对WTO成员的市场开放。如整体关税较大幅度下调,扩大服务业开放,尽早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等。

4.支持欧盟“B计划”的谋划。现在欧盟认为,华盛顿对美国摧毁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尝试将导致WTO的消亡。对此,欧盟制定两个计划,通过“A计划”,试图通过与美国谈判维持WTO现状。通过“B计划”谋划在美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完整保留WTO上诉机构。

第三,依据政策审议重点,进行针对性的改革。

从2006年开始,中国已接受6次政策审议,参加审议的WTO成员对中国关注和质疑的重点问题重复出现,它们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措施体制缺乏透明度;产业政策明显有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出台独有的国家标准;对出口原材料限制加强;自主创新产品的标准缺乏共识;政府采购市场进一步封闭;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效率不高;有选择性地利用外资;质疑地方政府采取了禁止性补贴等。中国应加强对这些问题的自查,加以针对性的改革。

5.3.4.9 2020年国经中心“WTO现代化改革”课题研讨会

我以专家身份,应邀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20年8月21日举行的“WTO现代化改革”课题研讨会。此会值得留记。

第一,会议形式新颖。此会在抗疫期间举行,采用应对疫情出现的“云端”会议形式。会议地点在交流中心会议室,我们发言专家通过腾讯会议APP,见到会议主持者和课题组负责人。我对着助手杨凤鸣博士带来的笔记本讲话,通过屏幕见到其他发言专家的图像,听取他们的发言,再回答课题组负责人的提问。

第二,课题出自高端。“WTO现代化改革”课题负责人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会长姜增伟,课题组组长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第三,中期成果令我深思。8月18日晚,杨凤鸣送来该课题的中期成果(12万多字),19、20日我阅读后,该项目的立题、体系、论证、语言令我震惊。我深感国内在WTO研究中,缺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空乏议论多于扎实的研究,让我不安和忧虑,迫使我写出《对课题“WTO现代化改革”读后的思考与建议》,并以此在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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