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自身存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次要原因。因此，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接受外因的基础，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我在分析GATT缔约方及WTO成员的地位、发展和作用时，坚持以此原理进行研究。

发达缔约方（成员）因其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和稳定、经济运行法制化、科学技术先进、资本市场通畅、经济实力强，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动力下，企业走上世界。它们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和相应规则，构建国际贸易秩序为其铺路。由此它们成为GATT/WTO创建、转换和历届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角。它们根据内因需要取得有利的外部条件，然后充分利用这些外部条件强化自身的发展，推动以其为主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内因和外因有机结合，经济要素流动顺畅。

发达缔约方（成员）为其外部条件优化得到实现，在贸易谈判中，也通过特殊和差别条款给予发展中缔约方（成员）一些优惠条件，形成GATT/WTO最惠国待遇的例外。

得到特殊和差别待遇的一些发展中缔约方（成员），往往因国内政治不稳、冲突战乱不断、市场结构失衡、规则紊乱、人治强于法制、科技落后的制约，在贸易谈判中，不能主动提出方案，只能提出诉求，处于被动接受和搭便车的地位。得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与内因脱节，不能转化为自身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www.daowen.com)

新兴的发展中成员通常都重视内因的强化和加实，为充分利用特殊和差别待遇创造有利基础。

中国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进入WTO，并未充分享受到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但中国“入世”后，出现跨越式发展，经贸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许多发展中成员，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作用加大。其原因是中国“入世”内因确立在优良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等基础上。因此，中国“入世”后，充分享受权利、认真履行义务、恪守接受的规则，将外部得到的比较稳定的条件尽速转为国内发展的基础，从而加强了内部的根据，又为拓展外部有利环境、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条件，构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因此，我认为，在WTO中，中国应该在坚持WTO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同时，向它们宣示和介绍中国加入WTO后跨越式发展的经验，加速经济改革、重视和强化对内因这个根据的研判，为充分利用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