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5年来到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对外贸易系攻读本科。1960年本科毕业，作为毕业分配留在学校读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研读方向是“资产阶级对外贸易理论”。我的大导师是姚曾荫教授^[1]，指导我的导师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南开大学知名教授袁贤能^[2]。

1964年4月，我第一个从研究生班毕业，奉命留校，在对外贸易系国际贸易教研室从事国际贸易教学与研究。

1965年到1966年7月，我奉命到山西文水县参加“四清”。1966年7月回校后，恰逢“文化大革命”。我的导师袁贤能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判。我因是袁教授的“得意门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苗子”，进行自我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学校外迁河南固始县。1970年从春到夏，我奉命到固始农村参加整党。1970年4月，学校奉命就地解散，我们无处可去的教职员工被编入外贸部“五七干校”，1970年8月初我们离开固始，前往息县的外贸部“五七干校”。(www.daowen.com)

1971年初冬，解散了的外贸学院奉命复校。原北京西郊车道沟校址被军乐团占用，只好在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旧址重新建校。我们全天到校上班，紧张地抢救和恢复外贸专业，整修校园，争分夺秒地修补荒废的学科知识，还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国际贸易专业尚待整体恢复，没有教学活动，研究方向尚待确定。

1974年4月1日，我奉学校委派，临时借调到外贸部，使我“不期而遇”地确定了GATT研究方向，成为我进行国际贸易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内容并一直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