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章可以初步得出的结论是若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在东道国制度因素控制在一定水平的前提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以全资模式进入与母国有较大或者较小文化距离的国家或地区市场时,投资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而在进入文化距离相对适中的国家或地区时,选择以合资的模式进入当地市场的投资成功率则相对较高。正如前文假设分析所言,当文化距离较大时,企业在进入当地市场时必须重视的因素之一,即由于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和信息交流困难所带来的较高交易成本。同时,为了保证母公司对投资子公司的决策影响力和行为控制力,企业也会选择以高额投资换取子公司完整的所有权并保证其在投资后的初始生存力,从而在后期的运营中较少交易成本的累积,因此可能会极大程度地降低本土化的考虑优先级。而当文化距离较小时,企业通常会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忽略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并把较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分析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一系列制度因素上的差别。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差异所带来的投资风险通常可能会表现出远比文化差异明显的威胁性。最后,当文化距离相对适中时,无论企业选择采用合资模式还是全资模式,都必须在投资过程中承担由各种因素带来的风险,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合资模式,则能够兼顾降低投资风险、控制并减少交易成本、增强企业资源获取便利度与存续合法性等多项事宜,为母公司带来较大的投资效益。

此外,补充的回归分析结果还充分验证了前文提到的一种可能性,即在文化距离能够对中国企业海外股权进入模式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文化距离所包含的其中几个维度在影响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在本次研究的设计框架内,起显著影响作用的是不确定性避免度,并显示了与作为整体的文化距离相似的“U”型相关性。同时,这也能够说明由于不确定风险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波动,是影响企业海外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在适用某种理论角度进行文化维度解构时,未能充分证明该理论角度下的多个单一文化维度与企业进入股权选择策略的相关性,本次研究依然再度显示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因素和不确定性避免度作为单一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投资活动所存在的影响作用。中国企业在首次进行海外市场的进入股权投资决策时,即使尝试进入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在多数情况下依然要对这些差异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将其置于较为优先的考虑地位,深入分析主要的,甚至是每一种差异表征对海外股权投资的潜在影响,以确保增加首次投资成功的概率,并获得较为理想的初期效益。

本章继续探索了东道国对外国游客开放程度对以上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东道国对外国游客的开放程度对权力距离与股权比例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说明权力距离的差异给企业组织内部结构设计带来的变化,不易受到文化交流因素的影响。但是东道国对外国游客开放程度对国家间男性主义/女性主义差异与股权比例之间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即东道国对外国游客的开放程度可以有效减少由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男性主义/女性主义差异给企业经营带来的阻碍。(www.daowen.com)

(1) 为方便阅读,因此下文简称霍氏理论。

(2) 由于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只有前四个维度的数据,所以本书只选用前四个维度的数据进行研究。

(3) 文化距离数据来源:Hofstede-跨文化研究-比较各国网页(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product/compare⁃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