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本书的研究,发现随着管制制度距离、认知制度距离的增大,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以全资形式建立子公司,虽然本书并没有支持假设:规范制度距离与进入模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从可以看到回归系数为正,假设没有被支持可能是因为本书对规范制度的测量体现的是企业自身在运营过程中处于不同经营环境下所面临的阻碍以及不同环境中一般企业行为的标准,这种国家之间在本书测量下的规范制度的差异跨国企业并不能很迅速捕捉到,因此在跨国企业进入模式决策时的影响效果并不是很显著。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管制制度距离两个子指标(法律制度距离与经济制度距离)和规范制度距离的子指标(企业运行制度距离与企业管理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海外进入模式的关系,发现在管制制度距离对进入模式起作用的结果中,实际起作用的是两国之间法律制度的差异。通过对规范制度距离两个子指标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两国之间规范制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无显著影响。

另外,通过对调节作用的检验,本章发现,当存在制度逆差时,企业进入对外资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时,由于企业到此国家进行投资的进入壁垒比较低,进入该国家的海外企业数量较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然而,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国家企业而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海外国家的制度熟悉程度比较低,因而所要面临的风险将更大。因此,在进入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时,为了降低风险,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反而会选择合资方式成立子公司。区别于管制制度,认知制度相对而言比较难以快速掌握,当企业进入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时,所有进入该国的企业对管制制度的掌握难度差异不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企业并不存在竞争劣势。而且相对于进入外资开放程度不高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是进入外资开放程度高的国家,由于进入东道国的门槛比较低,外来企业的数量较多,迫使政府增强对当地企业的隐性监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当地企业的投机行为,因此对外资开放程度可以减弱认知制度距离与股权控制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www.daowen.com)

因为东道国对外来游客的开放程度意味着东道国与母国之间通过交流可以一定程度弥合企业的文化认知差异,从而减少企业对母子公司沟通方面的顾虑,即使母公司寻找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由于文化交流程度的提高,双方之间的沟通会更容易一些,因此,本书结论支持原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