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东道国对进入模式以及投资决策是否有严格的限制。东道国所设置的一些限制会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阻碍(Chenetal.,2009)。国际商务领域的一些研究指出,东道国对外资股权的限制会阻碍跨国公司选择独资的形式进入该国市场(North,1990)。因此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会通过减少对外资的限制从而激励外资企业进入该国市场,甚至进入原来受国家保护或者进入壁垒比较高的行业,从而促进该行业的发展。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家特有的制度安排可以帮助企业克服由于东道国本身制度体系不健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例如,在制度风险比较高的东道国,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减弱企业在当地经营的不确定性,可以促进在当地的对外直接投资(潘镇,2015)。以往对东道国外资开放程度的相关研究都认为企业在进入模式选择时,东道国外资开放程度是企业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且不同国家对外资开放程度的标准是不同的(Makinoetal.,1998)。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更重视政府限制的影响作用(Griffithetal.,2008)。

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外部环境良好的市场中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投资承诺(Dunning,2008)。东道国市场的经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跨国公司的决策(ChildandTsai,2005;CaselliandGennaioli,2008),一个国家会通过移除或降低对外资进入以及进入模式的限制来增强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Trevinoetal.,2008;Chenetal.,2009),可以提高外资在该国的投资率(FloresandAguilera,2007),从而可以促进该国经济的繁荣发展(Aghionetal.,2008)。当外部市场环境较好时,企业更愿意进入该市场,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DunningandLundan,2008)。一些研究指出,当外部环境对股权选择的限制比较低时,跨国公司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形式建立子公司(ChungandBeamish,2005)。可以看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尤其会影响到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

已有的研究结论都是选用发达经济体中的企业为研究样本,而中国属于新兴经济体,中国的企业进入其他国家所要应对的环境差距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发达经济体企业遇到的状况,中国现在还处于转型经济期,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时间不长,很多企业对海外市场的经营模式以及经营环境并不熟悉,而且中国企业国际化还处在探索时期,对国外环境,即使是有利的经营环境的风险感知更加保守一些。当东道国对外资开放程度比较高时,东道国的进入壁垒就相对比较低,从而会吸引很多国家的企业进入该国市场,但是如果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比较大时,中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所要面临的竞争对手会包含那些来自与东道国制度相似国家的企业,这些企业会因为对东道国制度更加熟悉,其竞争力更强,相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中国进入该国市场所要面临的不确定和风险会更高,此时,中国企业为了分摊风险,会选择以让渡股权方式寻求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在寻求合作同时实现风险共担。

正如上文所述,管制制度区别于规范与认知制度,管制制度相对而言比较透明,而规范与认知制度一般都内嵌于社会结构中。当企业进入管制制度较复杂同时国家对外资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时,由于管制制度知识较容易获得,相对于众多的竞争企业,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较弱,因此,企业在这样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时,随着管制制度距离的增大,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合资的方式进行投资。因此提出假设4a:

H4a:东道国外资开放程度对管制制度距离与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www.daowen.com)

当企业进入对外资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道国时,中国企业与竞争企业所感知的由规范与认知制度距离所带来的环境差异并没有太大,由于进入该东道国壁垒比较低,进入该国的企业会相对更多,更多的外来企业会增加对当地企业的隐性监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当地企业的投机行为,综上推理,东道国对外资开放程度可以减弱规范、认知制度距离与进入模式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即提出假设4b和4c:

H4b:东道国外资开放程度对规范距离与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H4c:东道国外资开放程度对认知距离与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