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Kostova从制度的视角解释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母子公司之间管理实践的转移开始,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国际化过程中制度的重要角色(DikovaandWittloostujn,2007;Pengetal.,2009)。例如在2014年Gabriel和Felipe以巴西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制度距离与进入模式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并购与正式制度相关性比较高,绿地投资与非正式制度相关性比较高。同样很多研究选用中国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例如吴先明(2011)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865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情况,最终收获有效数据243份,根据他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正式制度越健全,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并购方式进入当地市场。东道国的正式制度越健全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独资方式进入当地市场。2011年,阎大颖通过对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研究发现:东道国与本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大,海外并购成功的难度越高。正式制度(包括管制和经济制度)距离以及非正式制度距离与海外并购的成功率显著负相关。

随着学术界对制度距离的关注,学术界的一些研究开始从两个理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即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KimandGray,2009)。本节通过分别回顾已有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总结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提出整合两种理论的必要性。

(一)交易成本理论

1.交易成本概念

在进入模式研究中,交易成本一般从Williamson在1985年提出的交易具有资产专有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三个特征的角度进行讨论,被分析的单元是交易本身。因此,在交易的过程中可能会体现出三个特征:冲突性、互动性和秩序性(Commons,1932;BaudryandChassagnon,2010)。

资产专有性被认为是交易最重要的维度,交易的资产专有性特征预示着企业是否需要定制特定的合同还是采用一般标准化的合同(Williamson,1985)。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可能会导致合作者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这种不确定性被定义为行为不确定性(Williamson,1985)。而与之相对的是,由于法律或经济环境的不可预期的变化给交易带来成本,被认为是环境不确定性(Bremenetal.,2010)。交易频率被定义为某个阶段内的交易次数(Williamson,1985)。

2.交易成本理论

在分析外资进入模式研究中,交易成本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刘兴亚等,2009)。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研究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哪种进入模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由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Brouthers,2002;Williamson,1985;AndersonandGatignon,1986;Hennart,1991)。本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已有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

3.核心研究视角

正如上文所述,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研究关注的是交易效率的问题,那么如何可以保证交易效率?综合考虑已有的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般选择从交易所面临的交易的资产专有性以及不确定程度高低的视角来决定那种进入模式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4.交易成本理论应用于进入模式研究综述

在进入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中,不论是在股权进入模式选择还是在非股权进入模式选择研究中,交易成本理论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PanandTse,1999;CanabalandWhite,2008)。因为跨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主要成本来源于制度环境的差异(EdenandMiller,2004)。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揭示在外国市场企业经营的内在机理。交易成本理论主要关注的重点是某种交易行为的投资回报率,即投资效率问题,应用到进入模式领域,便可以解释什么样的进入模式是成功的。因此,什么样的进入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即被认为是企业可以选择的最适合的进入模式(Brouthers,2002)。

一些研究认为,当企业需要获得的资源是当地企业所拥有的,而且由于外部市场的欠完善导致企业获得这些资源非常困难。此时,企业会倾向于选择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形式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从而获得企业所需要的资源(Williamson,1985;Hennart,1991;YiuandMakino,2002)。相对而言,如果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具有高度的专有性,行为和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都会使得企业选择全资形式建立子公司(Williamson,1985;Hennart,1991;YiuandMakino,2002)。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当资产专用性比较高,同时不确定程度比较高时,企业倾向于使用股权进入模式。当资产专用性比较低时,企业没有兴趣保持高的控制模式,而且比较倾向于选择非股权进入模式(WalkerandWeber,1984;GatignonandAnderson,1988;Trabold,2002)。

有些研究认为在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时,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成本(DeliosandHenisz,2000;2003),他们认为税收或者法律法规条文的更换会给企业带来很多额外的成本。Eden和Miller(2004)将这种成本称为“不熟悉的障碍(unfamiliarityhazards)”认为与当地企业相比,跨国公司信息是匮乏的,因此要在当地经营,企业需要承担信息搜集的成本。而Delios和Henisz(2000)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时会面临“合同障碍(contractualhazards)”,因为合同的不完善,企业需要承担合作者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成本,一些研究将以上由于母国与东道国制度差异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归因于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而且这些研究者将海外投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分为两类: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Root,1987;Shan,1991):

(1)进入模式选择过程中,行为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企业需要承担在进入模式选择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主体机会主义行为。在同一个制度环境中时,企业一般会选择用激励的方式来期望合作伙伴与企业目标一致。而在外国市场中,企业对当地环境不熟悉,无法很容易地预测合作伙伴的行为。而且随着国家之间制度的差异越大,企业对合作伙伴的行为捕捉能力更弱,为了预防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会选择建立全资子公司的形式,或者选择高的股权控制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保护自己专有资产(Teece,1981),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监督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成本。但是另一些研究认为,随着行为不确定性的增大,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低的资源承诺的方式,因为不确定性的增大,企业可以通过合作伙伴进行风险共担,从而监督合作伙伴机会主义行为(AndersonandGatignon,1986)。

(2)从交易成本视角定义的环境的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使得企业无法制定更加完善的合同(AndersonandGatignon,1986)。2002年,Brouthers在此基础上,拓展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内容,补充了由于外界法律法规、文化系统的不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些研究指出,国家之间制度的不同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Chanetal.,2008)。对东道国制度的不熟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阻碍跨国企业的经营(AndersonandGatignon,1986;Meyer,2001)。在较高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情形下,严格控制的模式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波动性(Killing,1983)。然而一些研究认为,外界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往往会超出企业所能控制的范围(Root,1987),企业倾向于选择更加灵活的进入模式,例如低股权控制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从而可以保持企业决策的灵活性,可以随时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且可以与合作伙伴进行风险共担(AndersonandGatignon1986;Williamson,1979)。而且如果选择较高的资源承诺方式进入不确定性比较高的市场,一项技术的改变或者制度的改变都有可能大大增加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除此之外,很多研究从制度距离所带来的不确定出发进行研究,认为制度距离的增加会增大跨国公司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AndersonandGatignon,1986;GaurandLu,2007)。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跨国公司需要当地知识帮助企业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并且帮助企业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然而,很多研究都指出,如果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善,会大大增加企业在获得当地知识的困难(Hennart,1991;Meyer,2001;Lu,2002)。如果企业选择寻找合作伙伴,以合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企业可以通过合作伙伴以及合作伙伴现有的资源和网络获得当地知识,从而帮助企业克服因制度距离带来的不确定性(Hennart,1989;Lu,2002)。

从研究对象看:一些研究使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在美国的日本合资企业,发现当交易成本过高时,日本企业倾向于建立合资公司(Hennart,1991)。同样,Delios和Henisz认为随着资产专有性的增加,日本企业倾向于增大其对子公司的股权控制。在东欧国家进行投资时进入模式选择问题(Meyer,2001)。选择分析服务型企业的进入模式问题(ErramilliandRao,1993)。

从研究内容看: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进入模式选择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问题(Brouthersetal.,2003)。

(二)制度理论

与交易成本理论一样,制度理论也被认为是国际商务领域研究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Hoskissonetal.,2000)。而且由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市场运营制度的不完善,从而限制了企业战略选择(KhannaandPalepu,2000;Peng,2003;Ramamurti,2004)。制度理论为分析新型经济体企业决策行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Peng,2003;Wrightetal.,2005)。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行为(吕源和徐二明,2009;Peng,2006;蓝海林和杨京京,2009)。本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已有从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

1.核心研究视角

制度理论认为一个组织为了实现生存的合法性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惯例的。该理论主张的核心原则是组织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而会被“要求”采取与环境内其他组织同样的行为实践,只有这样,组织才能获得合法性,才能在环境中生存(Deephouse,1996;KostovaandZaheer,1999)。合法性被认为是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环境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KostovaandZaheer,1999)。随着制度理论的兴起,Suchman在1995年将合法性定义为“在一个由规范、价值、信念构成的社会体系内,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合适的和恰当的”。该理论强调的是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进入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跨国企业需要遵守东道国正式、非正式制度或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来获得在东道国的合法性,即跨国企业只有从东道国环境中获得了合法性,才能在东道国进行商业活动(North,1990;BrouthersandHennart,2007)。

2.制度距离二分法的研究综述

自从North在1990年将制度分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后续有一些学者开始分析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正式、非正式制度距离如何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模式。

一些从正式制度的角度对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研究,主要关注东道国正式制度给企业带来风险的问题。比较健全的制度体系可以帮助商业活动更加有效地进行(Gelbudaetal.,2008)。相反,正式制度设置比较薄弱,或者说不完善,会对企业的交易带来阻碍和限制(PengandLuo,2000)。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对财产进行保护,外来企业在该国进行交易活动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从而阻碍企业在当地的交易活动。已有的一些研究认为,正式制度与进入模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KwonandKonopa,1993),而另一些研究认为,存在负相关关系(BrouthersandNakos,2004),甚至有研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BurgelandMurray,2000)。

另一些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对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研究,主要关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的大小。例如Xu和Shenkar在2002年的研究中认为,非正式制度距离越大,会增加企业在东道国进行商业活动所面临的挑战,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增大,会加大企业在东道国进行商业活动的成本和风险;两国之间的非正式制度差异越大,对于企业而言,转移企业已有管理模式更困难,企业要适应当地行为习惯更不容易(SlangenandVanTulder,2009);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了正式、非正式制度距离影响企业跨界并购交易完成的可能性(Dikovaetal.,2010)。但是,通过大量学者对非正式制度与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对两者影响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非正式制度距离与进入模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ErramilliandRao,1993),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两者之间是正向影响关系(AnandandDelio,1997),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制度距离对进入模式的影响并不总是直线型的,也可能是曲线型的(Estrinetal.,2009),或者两者之间关系不明确(ChangandRosenzweig,2001),或者两者之间没有影响关系(Luo,2001)。为了解决这一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Tihanyi等人在2005年采用了元分析的方法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分析,然而,回归结果显示,非正式制度与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他们认为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来探寻非正式制度的深层意义。(www.daowen.com)

3.制度距离三分法的研究综述

如上文所言,Scott在1995年较早地将制度环境分为三个维度:管制、规范和认知。组织在一个环境中进行生存,需要选择一种特定的结构或行为方式,来获得管制或规范认可,从而帮助企业获得在此环境中的资源,或者可以帮助企业以所在环境中利益相关者一致认同的认知行为来经营(DiMaggioandPowell,1983;MeyerandRowan,1977)。管制制度、规范制度是外部同化压力的来源,认知制度是内部同化压力的来源。

管制维度强调东道国通过法律、法规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有序,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司法系统(Scott,1995)。在2002年Yiu和Makino的研究中,他们认为随着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的提升,企业倾向于选择合资而非全资的形式成立子公司;合资这种方式,意味着跨国企业在当地会有合作伙伴,企业可以通过当地合作伙伴,更容易熟悉当地的制度环境;而且企业可以从合作伙伴的经营经验中学习如何与东道国政府进行互动(DelioandBeamish,1999;Brouthers,2002)。有些研究从股权比例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随着管制制度距离的扩大,跨国公司在子公司所占股权越低(Xuetal.,2004)。但是一些研究表明随着管制制度距离的扩大,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全资子公司的生存率更高(GaurandLu,2007)。一些研究甚至认为管制制度距离对所有权的影响并不显著(ArslanandLarimo,2010)。

规范维度指的是社会价值、规范,强调企业在东道国被期望的行为应该是什么样的(Scott,1995;Kostova,1999;YiuandMakino,2002)。适应东道国的这种价值规范对于企业是否能在当地成功经营起到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对于外来企业而言,通常会很容易受到当地利益集团的打击,企业只有首先让自己的行为习惯符合当地的行为模式,才有可能获得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接受。但是,这个过程一般而言会随着两国之间规范距离的增大而延长。因此,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合资的形式进入东道国,因为企业可以利用合作伙伴的声誉、技能以及已有的当地商业伙伴关系获得在当地的规范合法性。所以,很多研究表明,随着两国之间的规范距离增大,跨国企业更愿意选择合资而非独资形式成立子公司(Davisetal.,2000;YiuandMakino,2002;Brouthers,2013)。有些研究从股权比例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随着规范制度距离的增大,跨国公司在子公司所占股权越低(Xuetal.,2004)。但是一些研究表明随着规范制度距离的增大,跨国企业对子公司的股权比例越高,合资公司的生存率更高(GaurandLu,2007);或者随着国家间规范制度距离增大,跨国企业应该选择独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ArslanandLarimo,2010)。

认知维度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理所当然的行为习惯,即跨国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进入模式,帮助企业更快获得在东道国认知维度上的合法性。很多研究表明,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在东道国投资已经成功企业的进入战略(Scott,1995;YiuandMakino,2002)。

4.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视角的研究

跨国公司在国外经营时,需要受到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的双重压力。内部合法性主要指的是公司内部的合法性,即新建的子公司需要获得母公司以及母公司其他各个子公司的认可。外部合法性指的是新建子公司需要获得东道国以及东道国中其他子公司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XuandShenkar,2002)。

为了获得内部合法性,子公司会更加依赖母公司的专有知识、技术等资源(XuandShenkar,2002),而制度距离会影响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依赖。例如,汇丰银行的愿景是发展成为全球化的银行,因此企业选择在世界各国建立子公司,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内地,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子公司在接受英国总部的管理范式时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内部一致性(Whalley,2005)。同样,美国的跨国公司发现,将母公司的人力资源培训项目转移到加拿大子公司比将其转移到印度子公司更加容易,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印度子公司的员工在理解和接受这个项目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除此之外很多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内部合法性获得的影响,例如,Davidson在1990年的研究中指出,在与母国制度差异比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时,跨国公司在将其资源和知识转移到母公司的难度更大。还有一些研究指出,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跨国公司更难将自己的战略实践转移到跨国公司的其他分支机构中(Kostova,1999;KostovaandRoth,2002;KostovaandZaheer,1999)。因此,为了避免以上问题的发生,很多企业倾向于选择在制度与母国比较相近的国家进行投资(XuandShenkar,2002)。

如上文所言,企业在海外市场进行投资时,在面临内部合法性压力的同时,还会面临外部合法性的压力。Aldrich和Fiol(1994)以及Kostova和Zaheer(1999)都认为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子公司对东道国制度条文的理解和解释的难度也会加大,从而影响企业外部合法性的获得。而当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相似时,子公司会发现比较容易获得当地消费者的认可,而且子公司对当地的制度系统以及文化也更容易理解。除此之外,国家间制度的差异越小,母子公司之间管理实践的转移也越容易。

(三)整合两种理论的必要性

1.两种理论的区别

从制度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对进入模式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两者的差异(AndersonandGatignon,1986;Madhok,1997;Oliver,1997;Davisetal.,2000;Meyeretal.,2009),见表2.13。

表2.13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的不同

资料来源:AndersonandGatignon,1986;Madhok,1997;Oliver,1997;Davisetal.,2000;Meyeretal.,2009。

通过表2.13,我们发现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制度理论强调了企业从合法性的角度考虑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而交易成本理论从交易成本,即效率的角度选择恰当的进入模式。虽然两者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两者在解释进入模式机理的研究中是互相补充的。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试图将制度的因素考虑到模型框架中(Williamson,1991),但是已有的研究框架中仅考虑了管制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于规范维度和认知维度并没有考虑(RobertsandGreenwood,1997)。

2.整合两种理论的必要性

正如前文所述,交易成本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对企业规模(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行业(制造业或服务业)都适用(BrouthersandNakos,2004),可见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企业选择进入模式决策中非常重要。但是企业跨国投资是否成功,尤其是能否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不仅需要考虑成本最低,还需要进行一个综合绩效的评价(Contractor,1990;Brouthersetal.,1999)。因此,从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角度分析,企业的决策还会关注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是否获得了当地的合法性,得到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从一个整合的视角对进入模式决策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最切合实际,对实践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CanabalandWhite,2008)。

从1990年North对制度概念进行界定时,他便提出交易成本理论需要与制度理论相结合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为交易成本作用的主体不是独立于制度而存在的,这些主体是嵌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的。Roberts和Greenwood在1997年的研究表明,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会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企业需要面对由于不同的制度设置所带来的压力。不同的制度可能会给企业进入设置一些障碍,例如法律法规对股权的约束等,使得企业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预想的全资形式进入该市场。正如一些研究认为,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因缺少对当地制度环境的了解从而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结合两种研究视角,对于从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角度分析进入模式影响机理非常重要。

3.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理论与股权进入模式

通过以上对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已有研究的回顾,我们发现国家间制度环境的差异会给企业带来合法性压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经营效率。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企业在进行进入模式决策时,会考虑企业交易成本,但是衡量跨国公司国际化是否成功并不能仅仅关注于成本的最低,还应该关注企业国际化的整体效果。例如,企业是否能很好地获得当地的合法性,企业是否能成功地融入当地的经营环境,等等。因此,企业在选择进入模式考虑交易成本的同时,需要考虑企业如何获得当地合法性的问题,即印证了在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决策时,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是相互补充的,企业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实现当地合法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的问题(KimandGray,2009)。从而说明了从整合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的视角分析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对跨国公司决策的影响(PengandHeath,1996)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会面临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行为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合作伙伴以及合资子公司的经营战略以及利益与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合作企业和合资子公司为了自身战略以及利益,可能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对母公司的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法律监管力度较强,那么外界制度对企业某些机会主义行为会有一个很有力的监督,甚至在出现一些冲突摩擦时,对母公司有一个更好的保护。除此之外,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还会存在着文化认知方面的差异,随着这种非正式的内隐性比较高的制度差异的加剧,如果成立子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对合作伙伴的行为预测难度会增大,从而增加母公司的经营成本。

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外界环境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如果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水平较高,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东道国存在政治风险以及动荡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母公司在与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时,合同相对而言会更加完备。而当东道国制度质量较低时,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对环境的预测能力会下降,从而会带来更高的环境不确定性。

而从制度理论视角的分析,认为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投资时,会有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的压力。内部合法性主要是指母公司实践是否能被子公司接受,指的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外部合法性指的是跨国公司在当地经营时,是否能很好地遵守当地的正式制度,以及跨国公司是否能获得合作伙伴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

通过以上分析,跨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只有综合考虑以上所有因素才能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基于此标准选择的股权进入模式才能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保证企业能够成功地进入东道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