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进入模式有很多种分类,其中公司通过在外国市场投入实物资产而进行的投资被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外国市场需要进行两个重要决策:一是企业是否需要建立一个企业(绿地投资),或者并购已经建立的当地公司(并购);二是企业应该建立全资公司还是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合资公司。根据现有的研究,进入模式的选择是国际管理中重要问题(Werner,2002)。在1995年Cho和Padmanabhan便指出跨国公司所要面临的两个问题被分为两类基础性的研究,第一,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或并购,以及两种投资模式的各自优势是什么(HennartandPark,1993;BrouthersandBrouthers,2000;Harzing,2002;Larimo,2003;DikovaandWitteloostuijn,2007);第二,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是否选择合资或独资方式。尽管进入模式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但是学术界仍然发声需要建立理论模型来解释影响进入模式的决定因素(SlangenandHennart,2007)。

(一)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

自文化距离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开始关注文化距离对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成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都在逐渐丰富的过程中。

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在不断丰富过程中。例如,2011年吕梦园与罗明志以2003—2009年为研究年度,选用沪深家电行业板块上市公司19家,76个样本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文化距离较小时,有17个样本选择了独资进入模式,而有41个样本选择了合资进入模式;当文化距离较大时,有11个样本选择了独资进入模式,而有7个样本选择了合资进入模式。表明较小的文化距离将更可能导致较低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2011年吴先明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865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情况,最终收获有效数据243份,根据他的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建立模式(新建或并购)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的方式进入当地市场。2003年张一驰提出从文化距离的角度看,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构成的华人地区与美国的文化距离比较大,由此得到一个推论是我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更可能采用部分所有权的进入模式,如建立合资企业和部分股权的收购等。从我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本身的文化特征来看,华人社会与美国社会相比普遍存在着权力距离比较大和不确定性回避程度比较高的特点,因此我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企业在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时,更可能采用收购与兼并和建立独资企业等高所有权的进入模式。2005年周长辉、张一驰和俞达梳理和回顾了三种用于解释企业FDI活动的理论视角:内部化视角、企业的资源与能力视角和制度与文化差异视角,并将这三种视角整合,创建了一个用于分析中国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初步的理论分析模型。

通过对众多已有研究的概览,发现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现象,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需要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本书接下来通过从文化距离给企业带来内外部不同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文化距离与进入模式

国家间文化差异会对给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经营带来的阻力,为了更好地克服这些阻力,企业会对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比例做出相应的调整:(www.daowen.com)

文化距离对企业内部的影响:文化距离越大,东道国员工对跨国公司理解和接受母国文化的困难就越大,从而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矛盾,如果跨国公司选择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可以有效地解决东道国员工因对跨国公司母国文化的不理解而导致的矛盾,而如果文化距离越大,出现这种矛盾的可能性越大,跨国公司需要合作伙伴更多的介入,因此文化距离越大,跨国公司会选择让渡更多的股权给合作伙伴,从而获得对方更多的投入。另外,企业能很好地运营与企业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息息相关,而文化距离的增加会增加跨国公司治理的复杂程度,从而增加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负担(LuandBeamish,2004),企业选择与当地伙伴进行合作可以帮助企业更容易捕捉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降低跨国公司治理的复杂程度,同上,为了获得对方企业更多的帮助,企业需要让渡更多的股权给对方。

文化距离对企业外部的影响:大量的研究认为文化距离会给跨国公司带来外来者劣势。这种“外来者劣势”会大大地增加企业在一个新的国家经营时所要克服的困难,使得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Zaheer,1995)。同样,这种文化的差异,会增加企业了解东道国消费者习惯和消费者行为的难度,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花费在了解东道国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的成本就更高。因此,企业为了更快更好地了解当地消费者行为习惯,跨国公司会寻找当地合作伙伴,通过降低投资强度和股权控制来获得合作伙伴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更好地利用伙伴企业对当地文化的了解规避由于文化价值观差异而导致的不确定性,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因此一些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MakinoandNeupert,2000;AndersonandCoughlan,1987;KogutandSingh,1988)。

正如以上的分析所得,一般意义上,认为跨国企业在国外经营所遇到的困难要远远大于在国内经营,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差异,这些差异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当东道国的风险较大时,跨国公司会偏好低资源承诺的方式,降低风险。

但是一些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研究,认为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会增大低控制模式下,企业内部不确定性,随着文化差异的增大,企业与合作方之间信息交流以及监督成本都会上升,文化距离的增大会增大企业了解合作伙伴想法的难度,会增大企业与合作伙伴沟通交流的难度,从而使得企业很难预测合作伙伴是否具有投机行为,增加了跨国公司的投资风险。企业为了降低伙伴企业投机行为而带来的风险,企业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监督合作伙伴行为,从而增加企业运营管理成本。因此,企业会倾向于采取比较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来规避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9;AndersonandGatignon,1986),同时还可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SutcliffeandZaheer,1998)。即文化差异越大,应该采用独资的进入方式。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文化差异越大,企业对东道国合作方的信任程度会更低,企业更愿意采取高控制的进入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BivensandLovell,1966)。正如Padmanabhan和cho在1996年对日本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文化差异越大,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进入模式,1997年,Erramilli等人对韩国企业的研究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另外,企业在海外成立子公司后,需要将母公司相关的管理、经营知识以及核心竞争力转移到子公司中,但是如果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意味着母公司与子公司运营管理的背景以及公司雇员所遵从的范式和价值差异越大,这种差异会增加两国员工沟通理解的困难(罗知,2009),使得知识从母公司向子公司转移的成本会大大增加(WangandSchaan,2008),从而增加企业管理成本(AnandandDelios,1997)。如果企业选择高的股权控制模式,企业可以更好地将公司的知识经验以及核心竞争力转移到子公司。而且较高的投入可以使得投资者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事,而且更有效率(贾鹏,2008)。

但是,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文化距离对股权进入模式无显著影响(Erramilli,1996;ContractorandKundu,1998;李平和徐登峰,2010)。例如,1993年Larimo运用多理论整合模型,证明在文化、经济、战略等变量共同作用下,文化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无显著影响。同样Brouthers和Brouthers两位学者在2000年对日本进入西欧的136家制造业跨国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文化距离与进入模式之间没有显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