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距离与OFDI

在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分布方面,有学者发现中国OFDI存量和海外分支机构的地理分布是很不平衡的(Wang,2003)。UNCTAD(2005)也指出1979—2002年大约62%的中国OFDI流向了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4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关于东道国区位因素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Buckley等人(2007)较早地建立模型,利用1984—2001年的资料检验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国内学者,如张新乐(2007)、闻开琳(2008)等也分别检验了东道国特征对中国OFDI的决定作用。在以上关于东道国区位因素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部分非制度性区位因素的效应(张新乐等,2007;闻开琳,2008)。只有少数涉及了“政治风险”“外资开放度”“东道国语言文化”等制度性变量(Buckleyetal.,2007;闻开琳,2008)。2009年张宏、王建研究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制度质量越低越有利于中国OFDI的流入。通常人们认为,较低的制度质量,如腐败增加行贿、寻租成本,提高了合同执行的不确定性,是FDI的“攫取之手”;但是,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可能愿意行贿以加快在东道国投资的行政审批等冗长的官僚流程,或者接近东道国公共资金资助的项目,此时腐败成为FDI的“帮助之手”;当“帮助之手”的收益大于“攫取之手”的成本时,东道国的腐败等较低的制度质量就会促进FDI的流入(EggerandWinner,2005)。我们进一步发现,制度质量对FDI的影响随着中国OFDI流量的增加出现递减,这反映在制度质量的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越来越小,直至不显著。

(二)制度距离与海外子公司东道国选择

国际化的第一步就是目标市场的选择,目标市场的选择适当与否会影响到跨国企业战略能否最终取得成功(Melin,1992;AndersenandStrandskov,1998)。因此目标市场,即东道国的选择是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而且研究的视角也趋于多样化。

例如,一些研究将企业按照母国的发达程度分为发达国家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他们发现,随着企业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到与本国制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例如,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BevanandEstrin,2004;DikovaandWitteloostuijn,2007;Hoskissonetal.,2000)。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设置上有很大差别,除此之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国有的。国有的特性对企业行为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虽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推动国有企业向私有化改革,但是政府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的特性仍然没有得到改变(Meyeretal.,2009;Ramamurti,2000;Uhlenbrucketal.,2006)。因此这些研究提出发达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营时,需要学会与当地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这类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法制制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而发达国家的法制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邓明,2012)。

还有研究开始从制度完善与否的角度来分类东道国市场。这些研究认为企业应该选择到制度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因为制度的完善可以帮助企业规避在经营中的很多不必要的风险,制度健全的国家对外来企业具有较好的保护,所以企业所要面对的风险会相对较低,经营也相对有保障。蒋冠红和蒋殿春在2012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倾向于选择监管质量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和腐败控制比中国越好的东道国。但是还有研究认为,基于抢占市场和资源的考虑,企业应该优先在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唐龙在2012年以大型建筑企业为例,研究其在进入非洲市场时的进入模式选择问题,他认为中国企业应该首先进入那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迅速占领市场,然后再进行扩展。

而有些研究将制度二分法纳入东道国选择研究中,并且认为东道国正式制度(经济制度、法制制度)质量越高越能吸引海外的投资,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增大(文化距离)会阻碍我国对该东道国的投资(祁春凌和邹超,2013)。

还有一些研究将东道国与母国相比较,从两国制度相似的角度进行研究。阎大颖在2009年的研究中分析到文化距离越小的国家,并购绩效越高,所以他认为企业应该选择文化与我国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有些研究将企业国际化分阶段研究,认为在国际化初期,国际零售商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倾向于与母国具有临近性(文化临近、心理临近以及市场邻近)的东道国(汪旭晖,2005)。同样在2009年Johanson和Vahlne等人在研究中,对几家瑞典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瑞典的跨国公司在进行东道国选择时,总是选择与瑞典“心理距离”较近的丹麦、挪威、芬兰进行投资。还有一些研究还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认为跨国公司比较愿意向制度与母国更接近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因为制度相近可以帮助企业减少经营中的不确定性(HabibandZurawichi,2002)。Buckly和Clegg在2007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企业大多是国家控股,倾向于选择在与中国政治、制度等方面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样的在2008年Claessen和Vanhoren通过对南方国家银行业的实证研究,同样也证实了上述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越相似,母国对东道国的经营成本越低,越容易适应东道国的经营环境。(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有些研究选择从东道国特定的特征角度分析其对东道国选择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项本武,2009)。而有些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Bajo⁃RubiaandSosvilla,1994;McleodandGruben,1998)。一些研究着重分析东道国政治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负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高建刚,2011;王海军,2012)。

甚至有一些研究在分析企业东道国区位选择的时候,考虑了企业战略,认为如果企业的战略为长期全球战略,则会选择与母国制度相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而如果企业遵循的是跨国本土化战略,则会选择与母国制度差异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XuandShenkar,2002)。

(三)制度距离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

正如前文所述,管制、规范与认知距离指的是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三个维度上存在的差异。它们会影响跨国企业的行为在东道国法律、规范和认知框架下的接受程度(KostovaandZaheer,1999)。它们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跨国组织行为从母公司向子公司的转移(KostovaandRoth,2002)。由于在陌生的环境中,与当地企业相比,跨国企业的外来者劣势(Zaheer,1995),会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为了克服外来者劣势,跨国企业必须将母公司的竞争优势转移到子公司中,以提升子公司的竞争力(Kogut,1991;Grant,1996)。对于跨国企业而言,为了能合法地进入海外市场,进行经营,必须要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适应当地的规范认知模式(MeyerandRowan,1977),而获得这种合法性的难易程度取决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环境的相似性(XuandShenkar,2002;Xuetal.,2004)。

跨国企业在海外经营面临的阻碍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母子公司之间的互动会受到不同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距离会阻碍母子公司之间的协调和整合,尤其是母子公司之间知识和实践的转移。第二类指的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同时受到母国制度与东道国制度的约束(KostovaandRoth,2002)。两国制度的差异会加深子公司与当地利益相关者,例如合资公司之间的互动障碍。因此,跨国公司子公司需要获得在当地的合法性,才能很好地在当地进行经营。

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差异的增大,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实践的转移以及子公司获得合法性的困难会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