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文数据所示,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如何能够成功地进入外国市场、如何能够在外国市场成功经营是非常关键而且困难的问题(CanabalandWhite,2008)。企业在经营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企业需要面对不同的制度环境,企业要想在差异化的制度环境中成功经营,必须获得当地社会的接受,即需要获得当地合法性(EdenandMiller,2004;Scott,2008)。然而,企业要想获得当地的合法性,就需要了解当地的市场环境,熟悉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模式等(Zaheer,1995;EdenandMiller,2004),这些投入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此外,企业还需要获得经营所需的市场知识,而由于对于当地市场的不熟悉,企业在获得市场知识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MartinezandDacin,1999)。综上所述,在海外市场进行经营时,由于市场环境的不同,企业需要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是,如何在获得当地合法性的同时保持企业的经营效率。现有的对此问题的关注,主要从交易成本理论或者制度理论的视角进行研究。

(一)以交易成本理论为视角研究股权进入模式

在分析外资进入模式研究中,交易成本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刘兴亚等,2009)。以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研究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哪种进入模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由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Brouthers,2002;Williamson,1985;AndersonandGatignon,1986;Hennart,1991),即降低交易成本。

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研究将母国与东道国制度差异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归因于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而且这些研究者将海外投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分为两类: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Root,1987;Shan,1991)。

1. 行为不确定性

进入模式选择过程中,行为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企业需要承担在进入模式选择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主体机会主义行为。在同一个制度环境中时,企业一般会选择用激励的方式来期望合作伙伴与企业目标一致。而在外国市场中,企业对当地环境不熟悉,无法很容易地预测合作伙伴的行为。而且随着国家之间制度的差异越大,企业对合作伙伴的行为捕捉能力更弱,为了预防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会选择建立全资子公司的形式,或者选择高的股权控制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保护自己专有资产(Teece,1981),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监督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成本。但是,另一些研究认为,随着行为不确定性的增大,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低的资源承诺的方式,因为不确定性的增大,企业可以通过合作伙伴进行风险共担,从而监督合作伙伴机会主义行为(AndersonandGatignon,1986)。

2. 环境不确定性

环境的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使得企业无法制定更加完善的合同(AndersonandGatignon,1986)。2002年,Brouthers在此基础上,拓展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内容,补充了由于外界法律法规、文化系统的不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些研究指出,国家之间制度的不同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Chanetal.,2008)。对东道国制度的不熟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阻碍跨国企业的经营(AndersonandGatignon,1986;Meyer,2001)。在高的外部环境不确定下,严格控制的模式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波动性(Killing,1983)。然而一些研究认为,外界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往往会超出企业所能控制的范围(Root,1987),企业倾向于选择更加灵活的进入模式,例如低股权控制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从而可以保持企业决策的灵活性,可以随时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且可以与合作伙伴进行风险共担(AndersonandGatignon1986;Williamson,1979)。而且如果选择高的资源承诺方式进入不确定性比较高的市场,一项技术的改变或者制度的改变都有可能大大增加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除此之外,很多研究从制度距离所带来的不确定出发,认为制度距离的增加会增大跨国公司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AndersonandGatignon,1986;GaurandLu,2007)。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跨国公司需要当地知识帮助企业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并且帮助企业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然而,很多研究都指出,如果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善,会大大增加企业在获得当地知识的困难(Hennart,1991;Meyer,2001;Lu,2002)。如果企业选择寻找合作伙伴,以合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企业可以通过合作伙伴以及合作伙伴现有的资源和网络获得当地知识,从而帮助企业克服因制度距离带来的不确定性(Hennart,1989;Lu,2002)。

(二)以制度理论为视角研究股权进入模式

与交易成本理论一样,制度理论也被认为是国际商务领域研究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Hoskissonetal.,2000)。而且由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市场运营制度的不完善,从而限制了企业战略选择(KhannaandPalepu,2000;Peng,2003;Ramamurti,2004)。制度理论为分析新兴经济体企业决策行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Peng,2003;Wrightetal.,2005)。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行为(吕源和徐二明,2009;蓝海林和杨京京,2009;Riouetal.,2016)。

制度理论认为一个组织为了实现生存的合法性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惯例的。该理论主张的核心原则是组织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而会被“要求”采取与环境内其他组织同样的行为实践,只有这样,组织才能获得合法性,才能在环境中生存(Deephouse,1996;KostovaandZaheer,1999)。合法性被认为是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环境中经营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KostovaandZaheer,1999)。

跨国公司在国外经营时,需要受到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的双重压力。为了获得内部合法性,子公司会更加依赖母公司的专有知识、技术等资源(XuandShenkar,2002),而制度距离会影响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依赖。例如,汇丰银行的愿景是发展成为全球化的银行,因此企业选择在世界各国建立子公司,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内地的子公司在接受英国总部的管理方式时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内部一致性(Whalley,2005)。同样美国的跨国公司发现,将母公司的人力资源培训项目转移到加拿大子公司比将其转移到印度子公司更加容易,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印度子公司的员工在理解和接受这个项目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除此之外很多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内部合法性获得的影响,例如Davidson在1990年的研究中指出,在与母国制度差异比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时,跨国公司在将其资源和知识转移到母公司的难度更大。还有一些研究指出,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跨国公司更难将自己的战略实践转移到跨国公司的其他分支机构中(Kostova,1999KostovaandZaheer,1999)。因此,为了避免以上问题的发生,很多企业倾向于选择在制度与母国比较相近的国家进行投资(XuandShenkar,2002)。

如上文所言,企业在海外市场进行投资时,在面临内部合法性压力的同时,还会面临外部合法性的压力。Aldrich和Fiol(1994)以及Kostova和Zaheer(1999)都认为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子公司对东道国制度条文的理解和解释的难度也会增大,从而影响企业外部合法性的获得。而当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相似时,子公司会发现比较容易获得当地消费者的认可,而且子公司对当地的制度系统以及文化也更容易理解。除此之外,国家间制度的差异越小,母子公司之间管理实践的转移也更容易。

(三)文化距离概念的局限

文化规范松紧程度越高的国家,对表现出不同于本国文化行为的宽容度越低,制裁程度越高;松紧程度越低的国家,对表现出不同于本国文化行为的宽容度越高,制裁程度越低。例如,来自日本(一种严密的文化)的外籍员工在挪威(另一种严密的文化)的一家子公司工作时,可能很好地了解并适应两国之间相对较大的文化距离,例如在表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不同水平时。然而,克服当地人对外界的严格规范和相关看法要困难得多,并且在相互作用有限或很少发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这里,外部施加的禁制规范和相关制裁的严密性不能通过自我调整得到充分缓解。无论表现出怎样的行为调整,日本员工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被其外部环境视为局外人(Shin等,2017)。(www.daowen.com)

在图1.2的象限1中,来自文化规范宽松的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另一个文化规范宽松的国家经营子公司。这一组合代表了东道国具有最低水平的禁令规范效应。在这里,对有越轨行为的外国人的容忍度较高,制裁力度较弱。在象限2中,来自文化规范严格的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文化规范松散的国家运营子公司。在这里,外来公司调整相对容易。在象限3中,来自具有严格文化规范的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另一个具有严格文化规范的国家运营子公司。在这里,外来企业作为表现出越轨行为的局外人的认知总体上更高,制裁的程度也更高。此外,国与国之间在具体性质上存在差异的规范增加了文化调整的情境复杂性。象限4代表从文化规范较高的国家到文化规范松散的国家进行投资或经营,困难来自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接协调,而不会有强制性的制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现有对文化距离与海外股权进入模式的研究仅解决的是差异大小,即文化距离大小的影响效应,即图1.2所示已有研究关注部分,而对于文化距离打分很高,但是东道国文化规范较松或较紧这两种情形并未考虑,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

图1.2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包容程度对比下企业文化适应困难程度图示

(四)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会面临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行为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合作伙伴以及合资子公司的经营战略以及利益与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合作企业和合资子公司为了自身战略以及利益,可能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对母公司的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法律监管力度较强,那么外界制度对企业某些机会主义行为会有一个很有力的监督,甚至在出现一些冲突摩擦时,对母公司有一个更好的保护。除此之外,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还会存在着文化认知方面的差异,随着这种非正式的、内隐性比较高的制度差异的增加,如果成立子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对合作伙伴的行为预测难度会增大,从而增加母公司的经营成本。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外界环境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如果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水平较高,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东道国存在政治风险以及动荡的可能性较小,那么母公司在与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时,合同相对而言会更加完备。而当东道国制度质量较低时,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对环境的预测能力会下降,从而会带来更高的环境不确定性。

以制度理论视角分析,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投资时,会有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的压力。内部合法性主要是指母公司实践是否能被子公司接受,指的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外部合法性指的是跨国公司在当地经营时,是否能很好地遵守当地的正式制度,以及跨国公司是否能获得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

通过以上对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已有研究的回顾,我们发现国家间制度环境的差异会给企业带来合法性压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经营效率。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企业在进行进入模式决策时,会考虑企业交易成本,但是衡量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是否成功并不仅仅关注于成本的最低,还应该关注企业国际化的整体效果。例如,企业是否能很好地获得当地的合法性,企业是否能成功地融入当地的经营环境等等。因此,企业在选择进入模式考虑交易成本的同时,需要考虑企业如何获得当地合法性的问题,这也印证了在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决策时,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是相互补充的,企业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实现当地合法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的问题(KimandGray,2009)。从而说明了从整合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的视角分析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对跨国公司决策的影响(PengandHeath,1996;Riouetal.,2016;杜晓君等,2017)的必要性。

通过以上分析,虽然近年来对企业海外股权进入模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已有的研究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于中国跨国企业的实践中有待商榷。因为目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单一的角度关注跨国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企业为了获得合法性(Scott,2008);或为了企业的经营效率(AhsanandMusteen,2011)如何选择相应的股权进入模式,但是,缺乏从两种观点相结合角度的分析。

(2)现有的研究大部分仅关注发达经济体企业(ShiehandWu,2012),研究这些企业所在国与东道国相比的制度优势对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较少有的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的实证研究,也没有真正区分新兴经济体企业与发达经济体企业决策的区别(陈怀超等,2013)。而事实上,制度距离与经济距离(TsangandYip,2007)类似,不仅存在相似程度大小,还存在方向的差异,即制度的优劣。新兴经济体企业不同于发达经济体企业,这些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面对的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的国家,一类是制度相对不健全的国家(Wu,2013)。在进入这两类国家时,企业股权模式选择是有区别的(VirginiaandMara,2015)。但是已有的从这个角度的研究,仅仅只关注了制度距离的一个方面:管制制度距离的影响;同样对该主题相对较深入的研究倾向于从典型案例的视角对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Andreas,2012),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待检验。截至目前,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国际化问题研究缺少更深入的理论框架(Ando,2012)。

(3)对于企业进入模式决策的分析,现有的研究仅仅关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差异给企业带来的交易成本,或增大合法性获得的困难,而缺少关注企业自身的海外投资经验对企业决策带来的影响。

(4)对制度距离的衡量上,有很多研究采用现有的一些指标,也有些研究进行了量表开发(陈怀超和范建红,2014)。但是,两者都没有关注到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优劣的测量。

(5)现有研究存在着结论不一致的现象,甚至存在结论相互矛盾的现象。例如,一些研究认为随着管制制度距离的增大,企业应该选择低股权的合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Xuetal.,2004)。而有些研究则认为随着管制制度距离的增大,跨国公司应该避免选择中等股权,而应该选择高股权(独资)或者低股权(合同)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EdenandMiller,2004)。对于认知距离的关注,即对文化距离影响作用的研究,也存在着悖论(BrouthersandBrouthers,2001),即所谓的“文化距离悖论”(CulturalDistanceParadox)。以上这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分析视角单一导致的,也可能是已有研究没有充分区别发达经济体企业与新兴经济体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而导致的。

因此,本书整合交易成本理论与制度理论,以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制度落差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东道国对外资开放程度、国家间文化交融,以及经验对以上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通过以上的分析,完善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构建中国跨国企业股权进入模式理论架构,为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提供科学可靠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