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调查还是其他高校科研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消费性支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统计的，因此，“年龄别”的消费支出情况历来是难以直接获得的数据。

为了探究年龄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做出了努力。20世纪90年代前后就有国外学者将房屋需求视为年龄的函数构建起模型，最终将家庭住房需求分解到个人层面[7]。虽然这个模型忽略了经典消费理论中收入的影响，但却为间接估算“年龄别”消费水平打开了思路。之后，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朱勤和魏涛远的研究较为清晰地列出了我国城乡居民“年龄别”的消费模式[8]。

朱勤与魏涛远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基期调查数据，在经典的需求和消费函数基础上扩展年龄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刻画出了我国分年龄、分性别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在0—29岁年龄组，个人消费水平总体上会随年龄的上升而上升，其中0—4岁和15—19岁前后构成阶段性凸起，这与婴幼儿花费较多以及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上升等原因有关；30—34岁是所有年龄段中的消费峰值，之后消费水平会随年龄有所波动，但在45—49岁之前都保持在较高水平，直到50—59岁阶段消费水平出现大幅下降；60岁以后，老龄阶段的消费水平相对30—49岁期间较低，但也会出现随年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这可能与医疗费用随年龄上升而上升有关（见图4-10）。

图4-10　按年龄分组的家庭消费人均支出

资料来源：朱勤，魏涛远.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量化与分析[J].人口研究，2015，39（3）：10。

如果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进行分析，则会发现消费支出随年龄变动的总趋势大体一致，但在支出水平、变动幅度、变动年龄段上有差别。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仅为前者一半不到，而且生命周期内的变动幅度较小，基本上是在4500—5500元波动，而城镇居民的支出水平较高，变动幅度较大，大约在10500—13500元变动。从消费性支出峰值的年龄段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峰值出现在45—55岁，这可能与他们子女就学、婚嫁时间交叠有关，老年阶段的70—74岁组是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次高点，而对于城镇居民，50岁开始消费水平有明显下降，65—69岁时达到老年阶段消费性支出的阶段性高点。由于消费性支出峰值在年龄段上的不同，使得50—54岁组成为消费性支出城乡比最低的组，80岁及以上年龄段成为城乡比最高的组。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高年龄组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医疗费用的支出上（见图4-11、图4-12）。

图4-11　年龄别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及其比值(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朱勤，魏涛远.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量化与分析[J].人口研究，2015，39（3）：13。

朱勤和魏涛远将每一类别的商品也进行了分年龄的支出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在单项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性支出随年龄变动的模式。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性支出水平差距最小和最大的单项商品和服务分别是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和医疗保健类消费，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即使在城镇的变动也只有300元左右，而农村的变动可能只有100元不到；而医疗保健类消费在城镇的变动大约在600元左右，即使在农村也只有300—400元。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医疗保健类消费中，8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城乡差异非常大，城镇居民约为1000元，而农村居民仅有400多元。但这种差异并不表明农村高龄老人医疗保健类商品和服务需求较城镇低，更可能是其需求被压抑的结果。

在2015年之后，也有其他学者用CFPS2014的的数据对朱清、魏涛远的研究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虽然具体数值可能有所不同，但总的“年龄别”消费模式和单项商品和服务的“年龄别”消费模式还是比较一致的[9]。

这些研究成果刻画了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年龄的关系，即：居民消费总体上具有青年与中年时期较高，少儿和老年时期较低的特征。出于对退休后收入水平大幅下降的担心，50岁之后人们就开始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在进入老年之后，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会明显上升。也就是说，银发人群的消费水平较其他人群更低，而从消费结构上来看，衣着、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教育等支出较其他人群低，但医疗保健、家庭设备及服务等支出较其他人群高，这种结构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水平等的影响。

图4-12　分年龄的单项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

资料来源：同图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