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城市化源自19世纪中叶，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城市化步伐才明显加快，至20世纪80年代已基本完成城市化。到1990年，巴西的城市化率为74.8%，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大约有60个，其中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有13个，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有31个，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分别以拥有1842万和1430万人口居世界30个最大城市的第四位和第七位。2005年巴西的城市化率上升到84.2%。若单从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来看，巴西城市化任务已基本完成，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巴西持续几个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度。2003年巴西的土地占有结构依旧：面积低于10公顷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31.6%，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1.8%，而面积超过2000公顷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0.8%，但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31.6%。全国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庄园主手里，其规模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公顷。^[19]

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实行何种土地制度，对该国的城市化和非农化将产生重大影响，而土地占有的集中程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尤为显著。^[20]巴西土地制度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造成过度城市化。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看，巴西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1994年，巴西人均GNP为2970美元，城市人口比重已与高收入国家持平，达77%，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人均GNP为23420美元^[21]。这说明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巴西的城市化发展大大超过了巴西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走的是一条过度型城市化道路。这种过度型城市化主要是由农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拉力”引起的。巴西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与之相应的大规模农业企业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广泛采用，使巴西选择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推力”。大量的无地或失地农民，失去了农业就业机会，加上许多中、小农户在激烈的竞争与兼并过程中纷纷破产，农村劳动力被迫流入城市。由于城市人口聚集速度过快、数量过大，而城市现代部门又没有能力吸纳日益增多的求职者，因此，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很难在城市正规部门谋到职位，而不得不在生产率低下的非正规部门找到一个仅仅能糊口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过度城市化问题。(www.daowen.com)

第二，导致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是催生城市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巴西“咖啡加牛奶”的农业寡头统治时期，农民自己的土地时时有被剥夺的危险：咖啡树一旦种植到他们耕地的周围，他们就将失去土地。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许多势单力薄的小农户因在竞争中破产，而成为无地农民。大量无地农民为了生存被迫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的发展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由于他们在农村丧失了土地，这种流动又是单向的，不可能再回流到农村，一些人就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的公开失业或隐蔽失业的贫困群体。由于城市规划的滞后和人口的迅速膨胀，城市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外，工业的高速发展与汽车使用的增加，极大地污染了城市环境。

第三，导致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巴西土地问题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造成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期以来，由于对土地开发利用缺乏科学统筹，巴西全国被分为发展程度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先进的沿海巴西和落后的内地巴西。巴西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布局欠合理。二是城市化集中程度较高，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特别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这样的特大城市。这两个大城市人口共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50—1980年的30年间，巴西城市化水平从40%提高到66.2%。发达国家比巴西多花了20年才实现同样的增幅。在同样的城市化水平增幅内，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倍，而巴西等拉美国家只增加了60%。2004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4.6%，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8.7%。这表明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脱节。现在巴西农村仍有1000多万无地农民，如何转移这部分人口仍然是巴西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