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32年马丁·阿丰索·索萨在圣维森特建立第一块殖民地时起，葡萄牙便开始了对巴西这块土地近300年的殖民统治。在殖民地时期，对土地的占有成了财富和地位的象征。1822年，巴西以相对而言的非暴力形式从葡萄牙那里获得了独立，但独立后的巴西几乎原封不动地秉承了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制。直到1888年废除奴隶制后，奴隶才获得自由。帝国时期的土地制度特点可以归纳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以甘蔗种植园为特色的大地产制的盛行。这种“大地产制不仅是生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12]巴西大地产制形成和延续的原因是复杂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巴西承袭葡萄牙的土地占有制，且一成不变，使得土地高度集中（见表5-2）。在殖民地时期，宗主国葡萄牙在巴西实行土地分封制，前提是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对土地进行开发。随着粗放的出口农业的发展，土地占有成为致富的重要途径。

表5-2　巴西土地占有形式的规模分布（%）

资料来源：何百根，梁文宇.拉丁美洲农业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36.(www.daowen.com)

从表5-2中可以看出，在1940—1985年的45年中，10公顷以下的小农，其农户数和面积比重有所上升，1985年农户数占总农户的一半以上，而持有土地占总农牧用地面积的3%以下；10～100公顷的小农，数量占37.2%，面积占总农牧用地面积的18.5%；100～1000公顷的中等农户，数量占8.9%，面积占总农牧用地面积的35.0%；而1000公顷以上的大庄园和资本主义农场（种植园），数量占总数的0.9%，土地占总农牧用地的43.8%。^[13]

第二，巴西大地产制不应只归咎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大地产制在巴西历史演进中得到了不断强化。19世纪20年代实行私人所有制的土地只是1914年实行私人所有制的一小部分。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实行私人所有制的土地急剧扩大。边疆地区新土地的开拓、公开出售，靠近村庄的公共土地的分配，都加强了承袭殖民时期的传统的土地占有制。整个19世纪劳动力短缺的延续不断，为国家提供了限制大多数公民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一个正当理由。即使把大地产置于一个高度透明和活跃的土地市场上出售，也不能改变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因为大地产通常是整体而不是分割出售的。^[14]因此，在独立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巴西大地产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得到强化。

第三，大地产阶级不时行使政治权力，甚至动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其特权地位，左右土地法规的制定，保证其对土地的高度集中占有。1850年巴西帝国政府颁布《土地法》，推行土地购买政策。该法及一系列相关土地法令规定：获得公共土地只能向政府购买取得；欧洲移民在未还清来巴西的旅费之前不得购买土地；未被充分利用或占有的土地必须作为公共土地交还给政府；公共土地以竞争拍卖方式出售；购买土地必须交纳现金等。很显然，颁布这些法规的宗旨不在于改变历史上所形成的土地高度集中状况，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是要达到两个基本目的：一是保证大庄园主对土地的占有；二是保证大庄园主的欧洲移民劳动力不至于流失。因为公共土地的竞争拍卖大大提高了土地价格，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仍然是原有的大庄园主；欧洲移民要偿清来巴西的旅费，一般需要在大庄园劳动10～15年才可能积累部分资本购买小块土地。这样，高地价的确定使农村劳动者难以购买土地，从而既保证了大庄园主对土地的占有，也阻止了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和工资上涨。^[15]1891年巴西宪法规定，原属于中央的未垦土地划给土地所在的州所有，这就为地方寡头占有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四，政府土地改革计划往往遇到巨大阻力，而且阻力往往来自统治阶级内部，许多土改法令和措施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巴西广大劳动者希望通过土改获得土地的愿望难以实现。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政府、议会、法院的官员、议员绝大多数是有产阶级，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大小小的庄园主，如巴西联邦议员大约1/3就是庄园主。巴西《请看》周刊指出“看到共和国总统签署大量征用土地的法令，人们会得出一个印象，现在要真的采取行动了。但这只是幻想。签署法令意味着将开始持续很多年的法律对抗，只有5%的征用土地法令没有引起法律争执……因为法院往往是农场主的盟友”。^[16]总之，100多年以来的巴西历届政府很少制定过完整的土地法律，各种政治力量提出的一些有关土地改革的提案，也都没有被特权阶层把持的议会通过。土改问题大多数国家已在19世纪解决，而巴西拖到21世纪尚未解决，成为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从巴西土地制度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最突出的特点：（1）农村中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贯穿了巴西几百年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土地占有情况带来根本性的转变；（2）与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相伴产生的是少数富人生活极度奢侈，广大农民却极度贫困，农村中的贫富分化状况极为严重；（3）大片土地被闲置，土地利用率很低。在此基础上启动的工业化、城市化，从一开始就摆脱不了土地问题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