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圈地运动的历史作用

（1）圈地运动导致了英国自耕小农阶级的迅速衰落和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形成。圈地的首要目的是形成集中的大片土地而交由有实力的农场主进行规模化经营，无论是破除敞田制度，通过补偿或直接驱逐的方式置换小农的土地权利，还是取消公地制度，通过协议或暴力的方式收回公地使用权，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受益者是迫切需要得到大面积土地的富农约曼和实力乡绅，以及可以通过集中土地以高价出租的领主。而在圈地运动中，利益被剥夺和侵害的大多是自耕小农。反对圈地的呼声和在圈地中遭受困苦和不公的怨声也都来自于底层的小土地保有农。

圈地运动后，英国的自耕小农阶级迅速萎缩。在圈地运动中，自耕小农们既无力阻止圈地的最终实现，也不能反抗在敞地置换中大农场主得到较好的土地，而只能接受他人指定给他们的那块土地。公地也不可抗拒地被瓜分了，虽然他们也得到了其中的一份，但是分配的规则是按照他们在领主公地上放牧动物的头数多少来给他们的，于是，越富有的人分得的权利越多，而他们作为小农得到的权利常常微不足道。自耕小农们在置换到新地产后，还要支付圈地总费用中他们应摊付的那部分，另外需要花费金钱和劳力去修筑篱笆将自己的土地圈围起来，这样除了失去了自己的原有土地权利之外，还另外增加了更多的经济负担，贫困和衰落的命运似乎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结束，地主和农场主们还未从此过程中得到他们期待的一切利益，他们在合并了地产后，便力图把它加以扩大，在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占据的时候，他们就购买。这个时机，无论是对于作为“大人物”的土地领主，还是对于渴望拥有土地的商人、金融业者以及后来的工厂主来说，都是有利的。圈地运动中土地权利的大变动，使得原本那些最密切地、最忠实地依附土地的小农阶级发生动摇，他们被这场无力抗拒的变化弄得手足无措，同时又受到按照新方法经营的农业企业的竞争的威胁。他们或者出于无奈，或者由于失望，最终以至于即使他们在圈地运动后仍占据一些土地，仍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将其出卖给地主或农场主们，选择到他处去寻找出路。所以，圈地运动本身置换了小农们的敞地，取消了他们的公地权利，但后续的影响却仍然深远，它导致一大部分即使经过圈地后仍持有小块土地的小农最终仍逃不出出卖土地的结局。^[75]因此，到18世纪下半期，英国农场的数目已大大减少，1740—1788年有4万个以上的小农场被大农场所兼并。土地集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多塞特郡的某一村庄，在1780年还有30个左右的小农场，15年后，这个村庄便分掌在两个企业的手里；在哈福德郡的某一教区里，3个地主把24个面积为50～150英亩的小农场兼并在自己手里。^[76]

圈地运动后，英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14世纪封建土地制度解体之后，经过15世纪的发展，16世纪的英国农村社会形成了“土地领主—乡绅农场主—富农约曼—自耕小农”的阶级结构，最为典型的就是形成了乡绅和约曼这一中间阶层，在制度变迁当中，正是在乡绅和约曼的经营中，农业经济发生了现代转型，他们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群体。此外，传统的土地贵族也选择了与善于农业经营的乡绅合作的立场。他们为了获取土地更大的潜在利益，在坚持高贵血统的同时，也加入了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洪流之中。在17世纪的发展中，土地领主和乡绅农场主在改革旧土地制度上的利益联系越来越密切，终于联合推动了18世纪的圈地运动的发生。据统计，18世纪初，英国农村社会阶级结构中，自耕小农的人口还占全国人口的1/8，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后，小土地持有人几近消失，他们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在圈地运动中坚持下来逐步发展上升为农场主，大部分降为雇佣工人；此外曾经在社会结构中的约曼阶层也消失了，他们上升为农场主的主力阶层。总之，在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权利的重新置换和再分配后，19世纪英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形成一种三层结构，即“土地领主（地主）—现代农场主—农业工人”。这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英国的这一社会结构是特殊的，欧洲其他国家在19世纪都尚未出现这种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将现代产权关系带入传统的农业生产，也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走入了农业经济。

圈地运动导致了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形成。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土地兼并和囤积活动在贝德福德郡、柴郡、德文郡、多塞特郡、希罗普郡、斯塔福德郡和威尔特郡都十分引人注目。对于准备大量囤购农场的人来说，圈地运动为他们创造了条件，尤其是1765年起谷物价格的高涨所提供的巨额利润，使这种并购越发地受到刺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大农场的形成，其实要比圈地运动本身还要重要，因为一定意义上，圈地运动成为一个迫使农民出卖土地或者开发新地产的方法，而形成规模经营追逐高额利润的大农场才是他们推动这场运动背后的目的。根据学者的统计，100英亩的农场就可以被看作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可以形成机械化运营的农场规模。到1851年时，占地在5～100英亩的农场仅占耕地的21.6%，占地100～300英亩以上的规模化农场占全英国土地耕作面积的44.7%，3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则占英国耕地面积的33.7%，而且规模化经营的农场占地面积的比例还在一直上升。^[77]

（2）圈地运动导致了英国农业革命。圈地运动为农业组织革新和农业技术改良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敞田的圈围、小块土地的合并以及大农场的建立，从18世纪初开始，一场令人欣喜的“农业革命”在英国悄然兴起，这一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农业和农村的面貌。首先，圈地运动带来了农业组织方式的变革。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制度变迁，促使土地日益向大农场集中，从而引起了农业组织方式的革命，大农场在经营性质和劳动力使用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农业走上了以规模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供求为导向，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企业组织方式优化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农场化经营道路。其次，圈地运动废除了敞田制，为农业技术改良铺平了道路。从18世纪初开始，一场农业技术革命在英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马代替了牛作牵引的动力，使用马耕地的生产率比牛提高了25%～50%；土地不再休耕，人们普遍用轮耕法种植大麦、小麦、芜菁、三叶草等作物，芜菁和三叶草都能反肥入土，还能用作家畜的冬季饲料，牲畜粪便则用于施肥，必要时还在土地中加放泥灰土以提高土壤肥力；牛羊的选种使它们的重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传统农具得到改进并引进了新农具，犁的样式和结构得到改进并增加了铁的使用，长柄镰刀代替了短把镰刀，播种机代替了散播。这些革新都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

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使农业产量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18世纪，英国的农业实际产出增长了大约43%，1870年英国农业的粮食产量比1700年高出300%，而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数量只增长了14%。有关研究表明，1700年英国一英亩地能养活0.18人，一个农业生产者可养活1.7人。到1800年，一英亩地能养活0.26人，一个从事农业的人可养活2.5人。一个世纪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7%。这一时期，土地生产率也出现了空前的提高。据统计，从13世纪至16世纪中叶，英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在平均每英亩6蒲式耳的水平上徘徊，进入16世纪中叶以后，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开始直线上升，到17世纪中叶达到12蒲式耳，一个世纪中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翻了一番。到17世纪末，小麦每英亩产量平均已达到18蒲式耳，18世纪末达到24蒲式耳，19世纪中叶达到27蒲式耳，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又提高了50%。^[78]马克思虽然强烈地批评了圈地运动，但他也肯定了圈地运动的积极作用，他在论述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时说，“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79]

（3）圈地运动推动了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具体分析见下文。

2.圈地运动对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

如何评估圈地运动的后果和历史作用？它对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究竟有什么影响？中外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较大分歧。比如，贝雷斯福德反对那种诋毁圈地运动的看法，即认为圈地运动使可耕地转变为牧场，使人口减少和农舍倒塌，也不赞同“羊角和荆棘使英格兰变得凄凉”的悲观见解。他认为圈地是更为有效地进行可耕地生产的一种手段，“它是市场力量的一种呼应”。^[80]芒图在论及圈地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时认为，“圈地运动和大工业的到来是相互密切联系着的。它们的相互关系不能归结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乍看起来它们可能是两件本源完全不同的事，但这两件事在其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却是相互影响的。”^[81]椰林认为，“甚至在今日，这个国家大片的重要区域的圈地史都未能作适当的分析，问题比冈纳写作时更大。我们关于近代早期农业经济学的知识仍十分缺乏，甚至许多地区农业经营的主要特点还没有确认。这样，有志于土地和圈地或者说圈地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之复杂的联系链条，在任何令人满意的程度上建立起来极为困难”^[8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在研究英国圈地运动的后果和历史作用时，主要强调了圈地运动与大地产、大农场形成的关系，说明了圈地运动的血腥性。计翔翔、洪朝辉认为：“圈地运动是英国贵族通过暴力，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剥夺。它通过盗窃、掠夺和欺诈的手段，使农民土地和共耕的公地并为大农场，再使土地合并于资本。圈地运动本身就是大土地所有制并吞小土地所有制的过程。”^[83]张天认为圈地运动是“一场清除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推行圈地运动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当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他们所采取的暴力一般说来是属于马克思所讲的那种‘助产婆’的暴力，即暴力革命，不应视为反革命暴力。”^[84]汪建丰认为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形成的途径，是一种残酷的手段。“大规模地合法推进的‘议会圈地运动’给英国农业造成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它不仅表现为用残暴的方法剥夺农民的土地，更表现为用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代替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为一种传统的掠夺农民的手段，圈地在这时被资产阶级新贵族用来作为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有效方法。”^[85](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后，受到美国制度学派的影响，国内部分学者在谈及圈地运动暴力性的同时，开始关注产权问题。徐浩认为，圈地运动具有暴力性，是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形成的途径。“早期圈地主要发生在敞地制盛行的中部地区，通过暴力手段将耕地变为牧场，但规模不大……18世纪圈地的目的，主要是使耕地连成一片，把分散的个体经营变成集中的规模经营，把分散的、产权模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私有制，以适应商品化农业和农业技术改良的需要……圈地运动旨在变革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方式。”^[86]叶明勇认为，“英国议会圈地始于18世纪中期，持续了约一个世纪，规模空前，其中人口因素和什一税代偿扮演了重要角色，结果英国社会自然经济残余基本被消除，土地所有权得到明晰，农村劳动力全面卷入市场，从而率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87]樊红丹认为，“中世纪以来，英国农村的公共权利（公权）便已普遍存在，对传统农村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18世纪中后期议会圈地运动开始后，公地被大规模地圈围，建立在公地基础之上的公权也随之消失，公权的消除未做到合理的利益调节，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88]

2000年以后，国内学者开始强调英国圈地运动的渐进性、温和性，研究了圈地运动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黄少安、谢冬水认为，“圈地运动是英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进步。圈地运动使英国农业先于工业实现了健康发展，跃进的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农业生产率大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口粮标准，生产相同数量的粮食只需投入更少的劳动力，农业产生了足够的剩余，这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圈地运动，英国才成功避免了李嘉图陷阱”。^[89]谷延方认为，“圈地运动没有显著加速英国城市化进程，其对城市的影响远没有在农村造成的后果深远。它直接推进了英国乡村非农化发展进程，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为下一个世纪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运动奠定了雄厚基础”。^[90]李源认为，“英国城市人口比例并没有因为圈地运动产生的失地农民而暴涨，农民仍然占全国居民的大多数。显而易见，在19世纪之前，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一直比较平稳，而且稳中有升，因此很难说英国城市化因圈地运动而加速发展”。^[91]

尽管不同学者对圈地运动的后果及历史作用有不同看法，但大部分学者基本上一致认同这一观点：那就是，圈地运动导致了英国的大地产和资本主义的农场经营。关于圈地运动对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学者们还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圈地运动对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与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极大提高，从而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城市化发生的第一前提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芒罗（Ross H.Munro）认为，城市兴起、成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扩大而产生粮食剩余；沃伊廷斯基（Woytinsky）指出，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界限，一般是由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决定的。^[92]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增加，与城市的发展不存在直接关系，城市并不会因为农村人口的增加而自然产生。如果农业生产力不能达到生产余粮的水平，城市就不可能发生；如果农业生产力生产的余粮不能增加，城市就无法发展。

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随着圈地运动的深入，英国农业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史称“农业革命”。英国农业革命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既包括农业技术的变革，如改休耕制为轮作制、引进与推广新作物、改革农具和农艺等，也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结构的变革，如改敞田制为大农场制、改革管理体制和调整产业结构等。农业革命推动了18—19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提高。1700年英国谷物总产量为14770000夸特，1750年为16488000夸特，1800年为21102000夸特，1820年为27873000夸特，^[93]而到1851年则达33530000夸特；^[94]17世纪末，英国小麦亩产量只有16蒲式耳，1885—1894年增加到29.4蒲式耳。^[95]1700年时一英亩能养活0.18个人，1800年时能养活0.26个人，换言之，平均每英亩产量增长了44%。^[96]在饲料的来源由粗放经营转变为精耕细作经营以及畜种改良的前提下，英国畜牧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17世纪相比较，18世纪后半期，羊肉和羊毛的产量提高了78%；肉类销售量大为增加，例如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市场，1732年时牛羊的销售量分别为76000和515000头，而到了1854年，分别达到263000和1539000头。^[97]英国学者杜普莱西斯通过他自己的研究，明确指出，当时的英国农业已经“成为欧洲生产力最高的农业”。^[98]1750—1820年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粮食产量也增加了近一倍，跃进的农业走在工业化的前面，为工业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第二，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为工业化创造出了必要的劳动力供给。虽然圈地运动本身没有导致农业人口的绝对减少，但是18世纪中叶以后，在由圈地运动导致的农业革命的作用下，英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农业人口开始大规模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移，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为英国现代经济增长创造了必要条件，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城市化的飞速发展。

英国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既是封建小农经济逐步破产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的过程。英国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圈地运动为开端的，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扫除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同时也剥夺了自耕农的土地，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驱赶到城市的“血汗工厂”，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99]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市场的扩大、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造就的无产阶级成了人口流动的加速器，形成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恩格斯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100]除了国内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做工之外，恩格斯还指出：“自从爱尔兰人知道，在圣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101]

第三，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为英国城市工业经济的起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一点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之初表现得比较突出。布罗代尔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英国农村很早就与岛国的民族市场结为一体了，英国农村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直到19世纪初为止，它成功地养活城市与工业居民点；英国农村形成国内市场的主体，而国内市场使正在起步的英国工业首先与天然的销售场所结合。^[102]所以，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使英国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跃进的农业不但成功地养活了城市居民，而且还为扩张中的工业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这些原来由农民家庭生产加工以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现在成了工业的产品，农村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天然销售场地。因此，可以说没有圈地运动，英国农业革命就不可能那么容易实现，工业化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103]

第四，工业化大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英国的工业革命在1750年前后发生，当时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正在进行。圈地运动对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由于圈地运动，农业更趋向于集约化经营，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或者转入乡村工业，或者转向城市。当工业革命在英国西北部纺织品工业区率先发动时，正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之时。1750年，英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1.0%，1800年上升到27.5%。1850年猛增到52.0%。^[104]人口的增加固然有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但移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那些经过了乡村工业训练的纺织工人，转入城市后，很快能适应近代大工业的要求。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兰开夏等不断崛起，城乡人口比例发生巨大变化，城镇人口逐年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