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个涉及人口迁移和要素流动、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区位选择、社会文化与制度变迁等内容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因此形成了从不同视角研究城市化的丰富的理论成果，如二元结构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规模与体系理论、区位理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化理论等。

1.二元结构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即以农村和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和以工业和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并存，并认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发展中国家最终会实现二元经济的一元化，也即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二元结构理论的突出代表包括刘易斯（W.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拉尼斯—费景汉”（John C.H.Fei and Gustav Rains）模型、托达罗（Michael P.Todaro）的劳动力迁移模型、乔根森（Dale W.Jorgenson）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以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城市是高劳动生产率和现代产业的代表，而农村却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完成向城市的转移，即完成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就实现了二元经济的一元化，也即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在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托达罗于1960—1970年通过引入“期望收入”的概念来解释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他假设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入城市的人口规模随着这种差异的变大而增加。托达罗模型的核心思想可由以下简化形式来表述：

M＝f(d) f＇＞0

D＝w×p-r

在上述公式中，M表示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量，d表示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迁移人口规模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p表示城市就业率。

在托达罗模型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取决于对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之间利弊的权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便是城市中存在失业，但预期收入还是比农村收入高，这就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城市的过度膨胀和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托达罗主张发展中国家注重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鼓励农村综合开发，增加农村就业机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托达罗模型较为合理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和城市高失业率的现象，强调了发展农村经济对减缓城市化速度和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重要性，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政策的重要理论指导。

2.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学主要是从人口迁移角度理解和研究城市化，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以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对“人口迁移法则”的研究为理论起源，目前人口迁移理论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推力—拉力理论、人口移动转变假说、人口迁移引力模型、迁移决策理论等内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推力—拉力理论。莱文斯坦在19世纪末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他分析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规律，并强调拉力或引力的主导作用，认为拉力强于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原因。1938年，赫勃尔（R.Heberl）指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包括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指明“推力”和“拉力”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1959年，唐纳德·博格（D.J.Burge）提出了“人口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认为迁移者受到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交互作用的影响，他还概括了12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6个方面的拉力因素。埃弗雷特·李（Everret S.Lee，1966）对推拉力理论做了系统而详细的分类，认为迁移者由“想要迁移”到“决定迁移”之间存在四类因素的障碍，即原居地相关因素、目的地相关因素、迁移过程中的中间障碍、个人因素。这些因素的吸引力或排斥力作用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而且原居地并非只有推力因素，也会存在反推力因素，同样目的地也不只有拉力因素，还有反拉力因素。^[31]当前，推拉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如马塞（D.Massey，1990）研究指出，人口迁移的推拉力量与信息获得能力也密切相关，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真正的移民是在不断评估各种推拉力量的过程中进行迁移决策的，只有当迁移的好处大于迁移的成本时，人们才会采取迁移的行动。^[32]

人口迁移转变假说。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转变假说”。他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有关，同时也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转变密切相关。他将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的人口迁移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规律。（1）在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里，人口再生产类型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人口很少发生迁移流动；（2）在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模式转变，人口迅速增加，出现大规模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3）在工业革命晚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转变，人口自然增长率受到抑制，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包括乡城人口迁移的势头减缓；（4）在发达社会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而降到很低水平，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和迁往未开发地区、国内人口迁移及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性都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之间的城市内部的迁移，人口流动得到进一步强化；（5）在未来超发达阶段，从总的方面来看，人口迁移数量会有所下降，但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33](www.daowen.com)

3.城市规模与体系理论

城市最佳规模理论。^[34]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以集聚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最佳城市规模”（optimal city size）。如阿隆索（W.Alonso，1964）建立了城市集聚经济与城市人口规模间的二次函数模型，以此来度量最佳城市规模。其基本思想是城市集聚收益与外部成本之差最大时，城市规模经济的转折点即对应着城市的最佳规模。巴顿（K.J.Button，1976）进一步就城市规模的成本—效益在理论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分析。他分别从城市行政管理、私人成本与效益、最佳城市工业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规模的成本和收益，并由此探讨了城市的最佳规模。前苏联的霍列夫在1975年出版的《城市问题》一书中，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提出决定城市规模的首要因素是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可以按职能对城市进行分类，并确定每类城市相应的典型的规模。亨德森（J.V.Henderson，1974）的模型分析也得出了城市最佳规模取决于职能的结论，他指出，“城市规模的不同是由于它们专业化生产不同的贸易商品，那么城市的规模大小就会由于不同的两个城市能支持不同的交通成本和拥挤成本而不同”。^[35]

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分布理论。西方城市经济学家关于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分布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城市规模的首位式分布和系列式分布两个经验法则展开。在城市首位式分布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杰弗逊（Mark Jefferson）的城市首位律理论。杰弗逊于1939年提出了城市首位律或城市法则（the law of the primate city），用来解释一个国家大量人口聚集于首位城市的发展趋势。他分析了51个国家的情况，发现其中有2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2倍以上，有1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大于第二位城市的3倍以上，并且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具有重要性。他将这种在规模上与第二位城市保持巨大差距，吸引全国很大部分人口的城市，定义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36]

4.区位理论

城市区位论。在杜能（J.H.Thünen）的农业区位理论和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地理论。^[37]他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聚落的分布与发展规律的经济地理学研究》（1939）一书中，提出了城市聚落分布呈三角形、市场地域呈六边形的空间组织结构，分析了城市数量、规模以及分布的规律，阐述了基于市场、交通和行政原则而形成的中心地等级系统的空间结构理论。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一个区域的发展必须拥有若干个大小不等的城镇，城镇一般位于经济区的中央，即所谓的中心地带。中心地分为若干层次，高级中心地是单一的，次一级的中心地稍多一些，而等级最低的中心地数量比较多，规模较小。第二，各级中心地都处于市场网络的系统中，形成大小不同的六边形，各级中心地位于六边形的中心或边的中心与顶点上。第三，不同规模的中心地发挥的职能、提供的服务都是不同的，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第四，同一等级两个相邻的中心之间的距离相等；级别越低，相邻两个中心地间的距离越短；级别越高，则相距越远。^[38]

行为区位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行为区位理论学派否定了传统理论所坚持的“经济人”假设，强调区位选择行为的目标不是最佳化，而是奉行“最小努力原则”。美国经济地理学家史密斯（D.M.Smith）、普雷德（A.Pred）等从“满意人”概念假设出发，探讨行为因素对区位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构建了较为系统的行为区位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区位理论，拓宽了对厂商区位选择行为的解释。

5.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化理论

在城市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创造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学术界兴起了一些新的城市化理论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生态学派的城市化理论。生态学派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一书中强调了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与城市规划协会与霍华德共同明确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四周要有永久性的农业地带环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霍华德针对当时的城市问题，提出了关于城市规模、城市布局、人口密度、城市绿化等问题的开创性设想，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R.Park）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生态学理论研究了城市化，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态秩序，支配城市社区的基本过程是竞争与共生，如同生物体一样，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决定着城市的空间结构。这些学者还应用植物优势种的概念解释了城市有形群体的发展形式，认为土地价值决定了市民的各种活动水平和形式。伯吉斯（E.W.Burgess）用生态学观点解释城镇的空间差异，并提出了同心圆理论，他认为城市里人们的社会活动对城市地域分异的向心力、专门化、离心力等共同作用导致了空间分离，使城市发展呈放射状。^[39]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E.Saarinen）在他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1942）一书中对有机疏散论做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秩序实际上和有生命的机体内部秩序是一致的。这种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又不脱离自然。有机疏散的城市发展方式能使人们居住在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为此，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把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区域做集中的布置；二是不经常的“偶然活动”的场所，不必拘泥于一定的位置，将其做分散布置。

新城市主义。20世纪下半叶，在欧美发达国家，城市中出现了长期的郊区化低密度蔓延，不仅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城市中心不断衰退、贫富分化、社区隔离、邻里关系疏远等问题日益突出。这种发展状况引起了规划师和政府部门对城市化蔓延的反思。在学者的倡导下，“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理念开始兴起，并成为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取向与指导思想。新城市主义的主要宗旨是：尊重城市社区的地方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以及在设计中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场地设计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设计紧密结合，以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此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城市更加重视社区、紧凑空间和步行邻里建设，并且不断加强对历史建筑和整个城市街区的保护和恢复。英国城市规划专家汤普森教授指出，城市复兴（即新城市主义）是指在再城市化过程中既要保留风貌，也要保护生活，还要延续发展，把那些旧城变成一个个适宜居住和可持续发展的复兴之城，使其重新获得生命的新理念。^[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