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啊向东流，两岸人民日夜愁”，这是当地人对解放前循化的描述。

1949年8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循化前，当地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深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寺院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精神上也受到封建神权的奴役。长期停滞不前的农牧业生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粮食平均亩产仅为100多斤，经济到了濒临衰竭的地步。

“黄河水啊向东流，两岸人民日夜愁”，这是当地人对解放前循化的描述

循化当时的农牧业，主要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占比高达45.19%的贫雇农，却只有20.14%的耕地面积，更多的土地资源掌握在少数地主和富农手中；手工业也非常落后，大都以结合农业的家庭手工业为主。除此之外，当地人还从事如伐木、烧木炭、饲养家禽家畜、制造木质工具、淘金、狩猎、打柴等副业。除了饲养家禽家畜是各族人民普遍会做的事情以外，藏族人主要打猎、打柴；撒拉族人拥有别的营生专长，他们在悠久的伐木历史中练就出高超的技术，另外，撒拉族人从事小商、小贩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人们定期赶集，通过集镇贸易交换各自产出的工、农、牧业产品。70年前的某个阶段，循化全县总共只有71家分布于城关、白庄、街子的商铺，货物多是从临近的甘肃夏河采购而来，不仅质量差、价格高，而且品种少，就连热水壶、糖果、鞋这样的普通日用品也没有。因为马匪的“德兴海”垄断市场，进一步导致物价飞涨，百姓极度贫困、丧失购买力，随之而来的是大部分商铺跟着倒闭。

为了改写苦难命运，循化各族百姓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掀起过许多次反抗压迫的斗争，但因种种局限，屡屡被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下去。用鲜血争取的彻底解放，要等到1949年才最终实现。

1949年10月中共循化县委成立，接管政权，平定叛乱。此后的3年间，当地贫苦农民获得了来自党和政府的救济款40余万元，用于发展生产的银行贷款超过100万元。

人民政权建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循化县人民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较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十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百姓思想文化素质大多较低，加之行政归属几经转换等原因，当地人始终在与饥饿搏斗，普遍贫困的局面未能得到有效解决。(www.daowen.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转机。一系列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吹拂而至，循化县委、县政府开始带头大力抓经济建设。尽管那个阶段县里在农业、工业与贸易、基础设施与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全民年平均收入来看，仍然不容乐观。1986年，循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少数民族贫困县。据次年的核定数据显示，整个县里的贫困村比例高达61.6%，8584个家庭处于温饱线以下，48817人属于贫困范畴。

2001年后，这个民族自治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引导，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利用新农村建设来解决贫困问题，并将调整和优化种植业结构作为主攻方向。2000年到2012年的十余年间，循化县域经济的总体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贫困人口明显减少。不过，开发式扶贫只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采用的扶贫政策，当贫困由绝对向相对转变时，就无法继续针对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去解决问题了。

循化县贫困户致贫原因统计（2015年）

循化县贫困村所占比例（2015年）

2012年，循化的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当时的贫困现象仍然是普遍的。区域性整体贫困反映在2015年的一组数据上：循化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300元，这个数字比整个中国的平均值差了5122元，这是一道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鸿沟。村民至今记得发展不平衡阶段导致的惨剧——医院都在县城里，小诊所和卫生室大多也集中在县城周边，“以前很多人都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交通方面也成了问题，直到2015年全县的154个行政村才开始普遍实施村道硬化；直到2017年7月，62个贫困村的村道硬化才全部竣工、通达，相较而言，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比县城晚了将近40年时间。

诸如上述亟待改善的问题，留给了2015年之后的这个全新阶段去回答。是年，脱贫攻坚战的集结号在中国大地吹响，循化这个民族地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扶贫思想、依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展开了一场彻底消除贫困的战役。